一七一五年,二十七岁的郎世宁(一六八八~一七六六)来到中国时,清代『四王』中的王原祁去世。两年后,一七一七年,『四王』中的王翚又去世了。至此,清初影响甚大的四位画家,也就是绘画史上的『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全部谢世。而紧随其后的一七一八年,同样有着传教士身份的中国画家吴历(一六三二~一七一八)也去世了。作为画家的郎世宁虽然与王翚、王原祁和吴历没有创作上的交集,但王翚、王原祁以及吴历们的『正统』画风,却从接受美学的维度为郎世宁日后的绘画布道奠定了基础。郎世宁的绘画也因此成为了可以接受的『西夷奇观』。
清 郎世宁 聚瑞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然而,与郎世宁同时代的邹一桂(一六八六~一七七二)在其《小山画谱》中的『西洋画』一节评论说:『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锱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笔,与中华绝异。布影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学者能参用一二,亦具醒法。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
严格意义上说,邹一桂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文人画家的观点。由于邹一桂代表的反对意见的存在,郎世宁的绘画虽然有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的赏识,却并未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
吊诡的是,邹一桂虽然在理论上阻击郎世宁们的『西洋画法』,但其自己的创作实践却有意无意地带有郎世宁们『西洋画法』的影子。尽管他学的是恽南田画法,却在具体创作实践中欠缺恽南田的灵秀,其作品更是或多或少地有郎世宁的影子。这就耐人寻味了。这是不是意味着现代性的推进或展开,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却又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邹一桂,字原褒,号小山,晚号二知老人,江苏无锡人。雍正五年(一七二七)二甲第一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云南道监察御史、贵州学政、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卿、礼部侍郎,官至内阁学士。擅画花卉,学恽寿平画法,风格清秀。曾作《百花卷》,每种赋诗,一经进呈,皇上亦赐题绝句百篇,一桂复写一卷,恭录御制于每种之前,而书己作于后,藏于家。著有《小山画谱》《大雅续稿》等。
清 郎世宁 弘历观荷抚琴图
299.5×156.5cm 故宫博物院藏
官至从二品的内阁学士,又兼画家和理论家的双重身份,邹一桂在艺术圈的影响力肯定是有的。但他的影响力较之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的喜爱,又退而居其次了。这也是邹一桂虽然对郎世宁式的『西洋画』下了『虽工亦匠』的结论,却并不能阻止郎世宁绘画在清宫影响越来越大的原因所在。
郎世宁,一六八八年出生在意大利米兰,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一七一五年,他作为天主教耶稣会修士来到中国后,在清宫做了五十一年宫廷画师,直至去世,葬在中国。
初来乍到,具备油画功底的郎世宁不会用毛笔,只会画油画。但是,郎世宁借助清宫的便利条件,用九年时间临摹了大量中国历代艺术家作品后,形成了自己中西合璧的画法,并画出了他的第一幅成名作《聚瑞图》献礼雍正登基。从此,郎世宁不仅得到雍正的垂青,而且雍正还令他与唐岱(一六七三~一七五二)一起合作。
清 郎世宁 开泰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唐岱,字毓东,号静岩,又号默庄,满洲正蓝旗人,山水师王原祁。唐岱曾被康熙赐称『画状元』。中国绘画史上,被皇帝御赐『画状元』的画家,只有清朝的唐岱和明朝的吴伟二人。即便有帝王恩宠,吴伟和唐岱,在他们各自的时代,也都不是一流的艺术家。唐岱之外,另一位画家蒋廷锡也曾与郎世宁合作,但他同样也不在清代一流画家之列。由唐岱、蒋廷锡的艺术史地位,自然可以反观出郎世宁在中国绘画史上的艺术史地位。同样,由郎世宁的艺术史地位,我们也可以看出郎世宁寓有『现代性』因子的艺术手法,没有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而是和颐和园的洋楼一样成为一种『西夷奇观』。很多学者忽略的是,这种『西夷奇观』一定程度上正是十六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现代性演进之一种。
在《文艺与中国现代性》一书中,张法指出,所谓『现代性』,『是指十六世纪以来的造就统一世界史的西方文化』。郎世宁的绘画这是这种『西方文化』的一个部分。郎世宁之后,那些没有留过学却又或多或少地受西方绘画影响的画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了自己的『翻新』,比如任伯年绘画的造型、没骨画法,都有西画的痕迹。尽管这种带有『现代性』因子的西方画法,在任伯年的绘画中只是一种痕迹性的存在,却让任伯年的绘画有了传统翻新的意义。我所说的郎世宁的『现代性』,意义也大多在这里。如果粗略画一条中国画的现代性发展线索,郎世宁的绘画是重要节点。在他之后,才是土山湾画馆。土山湾画馆之后,是徐悲鸿等留学归来的学院绘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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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选自《荣宝斋》期刊
完整文章详见《荣宝斋》期刊二〇二三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