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宝座：菩提伽耶的历史与现状

（图1）

菩提伽耶的金刚座，

传为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修建，

1892年被康宁汉挖掘出土时的照片

公元前500年左右，释迦牟尼诞生，他抛舍浮华，苦寻真谛，终于在35岁之时于菩提伽耶(Bodh Gaya)的一棵毕钵罗树下的金刚座上结跏趺证悟十二因缘、四谛法，修得正觉。故毕钵罗树又称菩提树，即‘觉树’之意。作为佛教纪元的起始圣地--菩提伽耶从此被整个亚洲大陆信奉佛教的亿万信徒所梦幻和膜拜。在佛教世界观中，它是整个世界的真切核心，有一个无可替代的名字--金刚宝座（Vajrasana)。二千五百年来，无数的信徒跋山涉水，不远万里西去天竺，他们的终极目的地，都是要去这个代表着神圣和坚毅的宗教圣城亲自膜拜佛祖的伟大和永恒。

位于印度比哈尔（Bihar）邦南部玛格达（Magadha)地区的伽耶城（Gaya)有着悠久的历史。至晚在佛陀降世时，伽耶城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城市。它更是因为《罗摩衍那》中罗摩的传说而被奉为婆罗门教的圣地。菩提伽耶位于伽耶城西南10公里处。为与婆罗门教徒之伽耶城区别，特将佛成道之圣地称为菩提伽耶，直译为“佛陀的伽耶”（城）。

（图2)

释迦牟尼成道像，菩提伽耶出土，10-11世纪，

高约150cm, 菩提伽耶考古博物馆

菩提伽耶又称菩提道场、佛陀伽耶、摩诃菩提（Mahabodhi ）、菩提场。其东面临恒河支流尼连禅河（梵Nairan~jana ，今法尔古河），与佛陀之诞生处（蓝毗尼园）、初转法轮处（鹿野苑）、涅槃处（拘尸那城娑罗双树林）并称为佛陀之四大圣迹。佛陀入灭后，历代纷纷在此起塔供养，建造精舍伽蓝，虽屡遭毁坏，然迄今尚存多处遗迹。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李义表、王玄策奉旨出使天竺，至摩诃菩提寺，立碑铭曰：“大唐抚运，膺图寿昌。.......爰发明使，瞻斯道场。金刚之座，千佛代居。尊容相好，弥勒规模。灵塔壮丽，道树扶疏。历劫不朽，神力焉如。” 可见当时的菩提伽耶不仅是南亚次大陆的重要城市，更是世界各地的朝圣者所争相拜访的圣地。

我国最早去天竺取经并拜谒金刚宝座的是东晋的高僧-法显，他于公元399年出发，历经千难万险到达天竺，在法显归国后著就的《佛国记》中提到：彼时的伽耶“城内亦空荒”，而菩提伽耶则“...后人皆于中起塔立像，今皆在。”这可以说明在法显到达菩提伽叶的时候，此处塔刹、佛像完好，基本没有受到战乱的影响。

（图3)

菩提伽耶摩诃菩提大塔，高约50m,

修建于5世纪笈多时期，多次毁坏又多次修复

显然法显的《佛国记》记述的比较简单，我们从中也无法获悉当时的金刚宝座及摩诃菩提寺的相关描述。而比法显“迟到”两百多年的玄奘法师却文采飞扬，在《大唐西域记》中详细记录了关于这座位于佛国中心的“金刚宝座”及其周边建筑的细节：菩提树“周垣垒砖，崇峻险固，东西长，南北狭，周五百余步。”“正门东辟，对尼连禅河，南门接大花池，西阨险固，北门通大伽蓝。”由此看出，在玄奘抵达菩提伽叶的时候，金刚宝座及其周围的庭院被照料的很好，“圣迹相邻”，“诸国君王、大臣、豪族钦承遗教，建以记焉。”

玄奘留下了对大菩提寺建筑群生动而全面的描述，这一叙述与现在我们看到的场景几无差异。菩提树东侧有一座五十多米高的庙宇（精舍），地基正面约二十步宽…。菩提树北面是佛陀经行之地…每走十步他的脚印就会生出十八个神圣的饰物…后人在此处砌起一米高的砖石地基…菩提树围栏四角…均系有大布条…围栏内的各类圣物拥堆在一起，不大可能一一枚举 …菩提树围栏的南门外有一个巨大的水池…菩提树北门外有锡兰前国王修造的大菩提寺…此处有近一千名僧职人员，均为大乘佛教上座部信徒….，所有的人都严守戒律清规。

（图4, 5, 6)

菩提伽耶摩诃菩提大塔，

分别拍摄于1865年，1865年，1875年

玄奘到达古天竺之时，正是印度历史上有名的戒日王（Harshavardhana)称霸北印度之时。戒日王对佛教崇尚有加。他与玄奘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施法师金钱一万，银钱三万......”此一时期印度国势亨达，佛教也处在广受统治者扶持的时期，各处寺庙春笋而立，蔚为壮观。

在玄奘的传记中把原有的摩诃菩提神殿的修建归功于阿育王，并指出后来该神殿得到了巽伽、贵霜及萨陀伐诃那诸王的修缮和复原。笈多诸王也扩建了围栏和神殿。

玄奘眼前的摩诃菩提神殿应该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大致相同：“菩提树东有精舍，高百六七十尺，下基面广二十余步，垒以青砖，涂以石灰。层龛皆有金像，四壁镂作奇制，或连珠形，或天仙像，上置金铜阿摩落迦果。东面接为重阁，檐宇特起三层，榱柱栋梁，户扉寮牖，金银雕镂以饰之，珠玉厕错以填之。奥室邃宇，洞户三重。外门左右各有龛室，右则观自在菩萨像，左则慈氏菩萨像，白银铸成，高十余尺。”

玄奘的文笔细腻准确，善于对景物建筑的细致描写，尤其对金刚宝座及其附属建筑更是不吝笔墨，对所见事物的高度、性状、甚至颜色、气味都记述的丝丝入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玄奘细致入微的治学品格以及高超的文学修养。这种“望文可生景，见字而临境”的文学水准在法显以及后来的义净、慧超笔下几不可见。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同去西天取经，而玄奘的成就以及被后世的认可度却无可匹敌的原因。

（图7,8)

菩提伽耶摩诃菩提大塔局部细节，

修建于5世纪笈多时期

通过此段描述也可以看出，一直屹立到今天的摩诃菩提大塔在笈多时期建成后，其形制和样貌一千五百年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层龛皆有金像，四壁镂作奇制，或连珠形，或天仙像”，之后虽多次经战乱破坏，其上的各种精奇雕塑也大都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无觅其踪，但摩诃菩提塔一直屹立在此处，用伟岸而曾经残缺的身躯向来者低颂法谒，此一时刻，大塔俨然既是释迦牟尼的化身。

康宁汉爵士依照英国汉学家塞缪尔.比尔（Samuel beal）翻译的《大唐西域记》手稿，在当时的英属殖民地印度先后发掘出了塔克西拉、那烂陀等诸多历史遗迹。1875年，时任印度考古调查局（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ASI）负责人的康宁汉将目光再一次聚焦到菩提伽耶。当时的菩提伽耶遗址是一片废墟。应康宁汉的要求，对方圆10平方公里的区域开始了挖掘和复原工作。

在挖掘的过程中，在一棵菩提树旁发现了一个精雕细琢的石座（金刚座）、一根柱面刻有佛陀经行图的立柱及三根立柱残件（每根立柱前面均有柱亭）。立柱带有四方形围栏，矗立在红色砂石上，四周有树木和柱础。现在金刚座已经被复原放置回原来的位置并立起围栏和顶棚作为保护之用。而巽伽时期修建的红色砂岩石栏一部分被保存在当地的菩提伽耶考古博物馆，一部分展示于加尔各答的“印度博物馆”，现场只保留了四根原始石柱，其余都是现代所仿制。

（图9,10)

菩提伽耶摩诃菩提大塔四周的石质围栏，

修建于公元前2世纪巽伽王朝时期，

照片拍摄于康宁汉1875年考古挖掘后

在遗址出土的几尊石雕造像及佛塔的铭记说明，那里曾有好几座佛教寺院，帕拉王国诸王曾是大寺院的施主。而此地挖掘出的造像中最常见的是手结触地印、端坐在菩提树下的佛陀造像。显然该手印与菩提树下的佛陀正觉有关。

摩诃菩提神殿的大门门道位于东侧，塔楼的四面有多层佛龛。塔楼底层上摆放着寺院主区的小复制品。西向的扶壁形成了一扇雕刻华丽的豪华玄武岩大门，但目前只剩下一些粉状砂砾。从其样式可以推测出，它应属于公元十世纪或十一世纪，优质玄武岩在当时被广泛应用。另有两座方形扶壁，完全由砖和石灰砂浆修造而成，可能是在公元十二世纪由后来的帕拉诸王中某一位修造的。

大菩提寺（正觉寺）是在摩诃菩提大塔以北发现的。经过多次挖掘露出了一处寺院遗址。遗址中央有一个露天庭院，庭院左侧有一眼水井，水井四周有几间方形屋室，面对水井。位于东北面、被称作拉贾斯坦纳和拉尼伐娑的两座建筑物可能是由一位名叫库朗吉的女子所建。前一座建筑物是她为纪念自己的亡夫而建，后来成为僧人的居所，后一座建筑物是她为自己晚年隐修之用所建。

（图11,12,,13)

菩提伽耶摩诃菩提大塔四周的石质围栏,

分别拍摄于正觉寺，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

菩提伽耶考古博物馆

十三世纪的西藏恰译师曲吉贝（Chag Lo tsa baChos rje dpal,亦既法主达玛斯瓦敏Dharmasvamin）造访之时，“那里共有十二座僧院，包括北门前的一座。每座僧院仅有大约六位、七位、十位或十五位僧人。僧舍外观形似佛塔，内部宛如民居，均被涂成浅白色。”

由此可见，当时的大菩提寺或称摩诃菩提寺并不包含菩提树以及紧邻的摩诃菩提大塔，它应该就是玄奘笔下的“北门大伽蓝”。当时在大塔周围建有很多小的寺庙，它们大都是后人为纪念佛陀正觉以及七周圣迹而建，并且可能各有自己的名字。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化，人们逐渐把摩诃菩提大塔以及临近的满愿塔、雕像以及其他各座小的寺院都归于“大菩提寺”的称谓中。

传统的历史记载称，十三世纪在伊斯兰入侵东印度时，佛教僧侣为保护摩诃菩提大塔免遭摧毁而用土掩盖，直到1875年才被康宁汉重新掘出，笔者对这段记载深表怀疑。原因如下：

一.16世纪初西藏宗教及政治地位颇高的七世噶玛巴确札加措在他的自传中提到曾收到过来自印度的一封来信，信的署名人有三位，分别是“金刚座伟大的人”——谢尔曼.玛诺拉塔（Sriman Manoratha）；“金刚座方丈”——拉呼拉库玛拉(Rahulakumara)；以及一位金刚宝座所隶属区域玛格达的地方首领。信里发出邀请希望大宝法王能够到“金刚宝座”去讲经弘法。显然写信的三人地位显赫，同时也说明金刚宝座寺院在16世纪初期安然存在并能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

二.大明永乐皇帝曾经邀请一位印度高僧入华讲法。这位在明史上被称作实哩沙哩卜得啰（Sri Sariputra）法师的真实身份为金刚宝座寺上师，他于永乐11年（1413年）来华，“永乐中，国师五明班迪达召见于武英殿”，因其携来印度“金身诸佛之像，金刚宝座之式”（即五尊金佛像和菩提伽耶大塔的图纸），“帝与语，悦之，为造寺”（国朝苑囿卷七十七）此寺既为“真觉寺”（现为北京石刻博物馆）。大师永乐十五年（1417年）奉旨游五台山后，“授僧录司阐教，命居能仁寺；仁宗即位，授大善国师之号；宣宗继位之初，亦令其主持荐扬佛会。”

（图14)

北京真觉寺(现北京石刻博物馆)，

大明永乐年间建造

实哩沙哩卜得啰在西藏同样享有盛誉，依照两本他的藏文自传可以看出他曾任（印度）“金刚宝座”主持。大师曾于1413年拜访西藏，并曾受永乐皇帝之命于同年赴尼泊尔修缮被伊斯兰入侵破坏的斯瓦扬布寺满愿大塔（Svayambhu Caitya）。1426年，大善国师示寂于京，宣宗命分其舍利为二，分藏于北京真觉寺及五台山圆照寺。

从此段史料可看出，实哩沙哩卜得啰能够向永乐皇帝敬献金刚宝座寺的图纸，其身份与该寺必然联系深厚，他的藏文自传中也多次提到金刚宝座的内容。由此可见，在15世纪初实哩沙哩卜得啰上师来华前，金刚宝座寺同样健在，寺庙中的上层僧侣同样受到亚洲大陆各佛教国家及地区的膜拜，他们对各地的政治形势也能了若于胸并可以寻求适宜的帮助来推动宗教活动的开展。

三.名声煊赫、著述颇多的纳塘寺（Nartang Monastery）高僧觉丹热智（Chomden Raldri）（1227-1305）活跃于13世纪下半叶到14世纪初,他曾写过一本关于《金刚宝座诠释》的文章，文中对金刚宝座建筑群作了详尽的描述，无论是菩提树、金刚座还是周围的石栏，甚至四周的庙宇、塑像、植物，以及围墙外几里范围内的建筑都记述的非常详准。文中提到金刚宝座东、西、北开有三门，唯独南方没有设门。而西藏的寺庙大都模仿了这一规制即围墙的南方不建寺门。这一特征与法显和玄奘笔下对金刚宝座建筑群的东南西北各开一门的描写完全不同，反而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实际状况一致。推测应该是在戒日王之后的某个历史时刻该寺遭受过比较大的破坏导致围墙及院门重建所致。

（图15）

菩提伽耶摩诃菩提大塔，拍摄于1899年

由以上三点可以看出，“为保护摩诃菩提寺而将其土封五百多年”的观点并非史实。康宁汉的考古报告也指出“精美的金刚宝座”在“一棵菩提树旁”被挖掘出土，可见当时的泥土并没有将菩提树以及50多米高的整个摩诃菩提大塔掩埋覆盖。

综述看来此一讹传更可能是对石质“金刚宝座”被人为掩埋的夸大性处理或者是后人对“金刚宝座”以及“金刚宝座建筑群”的混淆所致。

在伊斯兰大军一路向西的挞伐征途中，无数的佛教建筑瑰宝毁于一旦，可以想象，金刚宝座建筑群一定受到了巨大的破坏，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后期又由于无人看管照料，再加上尼连禅河汛期洪水泛滥，都可能对这座建筑遗迹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而整个金刚宝座建筑群被人为掩埋的传说实则体现了佛教信徒们内心的善良和希冀。

笔者非常有幸从菩提伽耶考古博物馆发现了一张1865年摩诃菩提大塔的照片，此时距离康宁汉开始挖掘修复金刚宝座建筑群早了正好十年。

历史并非全都是我们从文献记载中看到的模样，有时它的真实细节被深深的隐藏到各个角落里，不愠不急的等待后人的重新发现。

（图16）

释迦牟尼成道像，菩提伽耶出土，10-11世纪，

高约80cm, 菩提伽耶考古博物馆

1413年实哩沙哩卜得啰法师为永乐皇帝敬献了金刚宝座寺的图纸，永乐皇帝用它作为蓝本在北京建造了真觉寺。当我们从菩提伽耶归来再去参观这座封藏着大善国师法体舍利以及他曾从印度带来敬献给永乐皇帝的五尊金质造像的大塔时，总能看到远在印度东北部“金刚宝座”的巍巍身影。

笔者在研究史料的过程中另外发现了一桩有趣又耐人寻味的旧事。

位于日喀则市区内的纳塘寺曾经收藏着两套不同材质的金刚宝座建筑群复制模型，其中一套为石质材料，为典型的12世纪帕拉风格。另外一套为木质雕刻，其上刻有“大明永乐年施”六字刻款。施罗德所著《西藏佛教雕塑》（卷一）中刊登了这组模型的黑白照片，照片拍摄于1936年，是当时印度僧人罗睺罗（RahulaSankrityayana）在西藏的著名僧人更敦群培协助下，在西藏做考古调查时所拍摄。图中的金刚宝座建筑群可谓气势宏伟，从其中的建筑物门楣的装饰不难看出明显的缅甸风格元素影响。

我们可以推论这套永乐年制成的金刚宝座模型来自于实哩沙哩卜得啰法师的蓝本，它可能是在永乐十七年（1415年）或者永乐二十一年（1419年）明成祖敕赏纳塘寺时带到西藏。当时隶属噶当派的纳塘寺因为自己的悠久传统而以“第二金刚宝座”自居。这套金刚宝座的模型在1960年的西藏寺庙文物普查时还有记录，但随着之后的十年动乱，这套非常难得的宝贵文物已离开纳塘寺不知下落。

（图17）

金刚宝座建筑群模型，木质，14世纪，

“大明永乐年施”刻款，1960年收藏于日喀则纳塘寺

菩提伽耶孕育了佛教的诞生，几千年来见证着佛教的兴衰更替，其宗教地位无可比拟，是佛教所有圣地中最为尊贵者。这样深厚的宗教文化沉淀，加上多年来无数的物质财富积累，很难让人相信没有根植于当地的造像艺术风格的产生。相反距离菩提伽耶西部仅三十公里之外的库基哈尔（Kurkihar）却出土了风格独特精美隽永的一大批佛教艺术造像。诚然，现在就定义库基哈尔的这批佛教瑰宝是单一的“库基哈尔”风格还为时过早，施罗德也在自己的书中认为把所有这些在库基哈尔发现的铜造像认定为在该地区铸造是一个“危险”的假设。但是由于印度的历史细节语焉不详，尤其历史上受到太多的断层式破坏，使我们无法判定哪些造像是纯正的菩提伽耶本土风格。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更多佛教遗迹的考古发掘的进行，这一重要的历史悬案终归会大白于天下。

恰译师曲吉贝经过九死一生的波折重返西藏，在回望自己的坎坷经历时曾经动情的写到：“新旧建筑的融合，使金刚宝座成为信徒心中完美的朝觐之地，也是他们举行佛陀周年纪念活动的最神圣的场所…每逢此时，大菩提寺被千盏黄铜供灯所装点，尽显令人难以忘怀的迷人景观…...”

（图18）

释迦牟尼站像，菩提伽耶出土，10-11世纪，

高约100cm, 菩提伽耶考古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