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南坊刻医书概览：历史与传承

近代湖南坊刻书业兴盛，清光绪到民国中期以邵阳、长沙两地为主的民间书坊出版了大量医学书籍。他们以雕版印刷为主要生产方式，出版对象和刻印量切合社会各阶层及不同医疗环境的需要。所刻医书注重实用价值，兼备专业性与通俗性，随营销流传各地，客观上为近代湖南普及医学文化、应对社会医疗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

书坊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晚期（唐代-清代）为满足市场需要而进行生产兼营销售印本书的私营单位［1］。书坊亦名书肆、书林、书堂、书棚等，其刻印的书籍称为坊刻本。坊刻书内容丰富，四部皆备，医学书籍是其中一大类别。清光绪到民国中期是湖南坊刻书业兴盛的时期，书籍出版的种数、质量均远超以往，坊刻医书也随之大幅增长。

光绪到民国中期以邵阳长沙所出为最

清代湖南邵阳地区雕板书业迅速发展，到戊戌变法前后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极盛时期从事造纸、雕刻、印刷、经销的人多达两千余人［2］。邵阳成为近代湖南最重要的坊刻书地，且在江南颇有名声。目前存世的近代邵阳医书几乎皆为坊刻本，刻印销售医书是许多书坊的主营业务之一。如楚宝书局专刻医药书籍80多种；经纶堂已知的73种刻书中，医书有13种；经元堂已知的53种刻书中，医书占13种。其他如陈氏三味堂、经国堂、澹雅书局、富记书局、汉文书局、学库山房、益元书局、维新书局、详隆书舍等亦刻印了大量医书。而作为一省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长沙地区（包括今长沙、湘潭等地）的书坊多出现于清代晚期，就刻书数量及规模而言，长沙书坊不及邵阳，但许多书坊如刘培根堂、章经济堂、遐龄精舍、曾郁文堂、王换鹅堂、惜阴局、黄进修堂等均有医书刻印。其他各州县书坊虽少，亦有刻医书者，如常德义经堂书坊、衡阳文华书局、岳州紫文阁、永州蒋友文堂等。

两地书坊生产的医学书籍中，超过一半出现在清光绪时期（1875-1908年），这也是近代湖南书坊活跃发展的重要时期。期间各大小书坊集中刻印大量医籍，如新化陈氏三味堂光绪年间就刻有（唐）王冰《黄帝内经灵枢》（1897年），（清）鲍相璈《验方新编》（1901年），（清）陈修园《陈修园医书二十三种》（1901年），（明）喻昌《喻氏医书三种》（1905年）等；澹雅书局刻（清）王汝谦《医方药性捷径合编》（1893年），（清）沈镜《删注脉诀归正》（1894年），（清）周学霆《三指禅》，（清）戴天章《瘟疫明辨》（1895年）等。而清光绪以前湖南书坊刻医书较少，民国后则以1920及30年代刻印稍多，约占光绪年间刻印量的三分之一。

注重实用性满足地方社会医疗需要

从具体内容来说，湖南坊刻医书种类丰富，包括医学丛书、方药书、内外妇儿临床各科、脉学、综合类、医学经典理论著作等，其中又以医方药性和疫病专著最为多见。

方药书籍是近代湖南坊刻医书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尤以偏于实用的汇编单方、验方、小型方药书居多，大型综合类方药书、方论类著作少，这可能与近代湖南人推崇经世致用，讲求实效的精神有关。如辑录危急症候急救方法和药物的（清）费山寿撰《急救应验良方》，以收载众多单方、验方、偏方、便方而著称的（清）鲍相璈《验方新编》，方剂药物学合编如（清）王汝谦《医方药性捷径合编》，本草药性专著如（清）徐大椿《神农本草经百种录》、（清）何本立《务中药性》等。这些方药书广泛流传于民间医家之手，也作为家庭常备医籍，被社会各阶层普遍持有。如《验方新编》一书，根据曾国藩之女曾纪芬在其《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中记载：“是书为中药家用之集大成者，凡延医不便或服药久不效，得此足为宝筏。近数十年几家有其书矣！初印本不久即罄，故丙午、丁未（1906年、1907年）之间复锓板于长沙。”［3］

另一方面，清嘉庆道光以后，湖南天花、白喉、霍乱等重大疫病流行，出现了数次全省规模的大疫，死亡者甚多。这期间坊刻医书中就有许多疫病相关书籍，如（清）邱熺《引痘略》，（清）张琰《种痘新书》，（清）王世雄《霍乱论》，（清）黄维翰《白喉辨证》，（清）黄炳乾《专治时疫白喉捷要合编》，（清）戴天章《广瘟疫论》等。刻印缘由正如清同治元年（1862年）长沙曾郁文堂刻《明吴又可先生瘟疫论医门普度·治疫症须买好书启》所称：“道光辛卯，敝乡疫起，有购得湘潭《重订医门普度》一书者，依方调治，莫不应验回生，其未见此书者，则十难活三也。去岁疫症又起作，今岁渐多，仍照此书治之复多神效。乃益信此书为度世金针，济人宝筏。倘家藏一册，非独不致自误，并可全活多人。远客士商，更能广为传播，诚堪普度群生。”［4］此类书籍专业性更强，既可为职业医生提供有针对性的诊疗凭据，也在当时求医问药的普通百姓中流传，可以说是基于特定历史条件及疾病环境下医患双方的具体需要而产生。

传统通俗印本反复翻刻流传久远

坊刻医书中，一些销售量大的医书会在不同的书坊间，甚至同一书坊反复刻板，如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邵阳益元、维新、澹雅书局皆刻（清）沈镜撰《删注脉诀规正》二卷。许多书坊在刻印书籍时常取时俗所推崇者，或利用名人效应招揽读者，因而当时享誉市场的陈修园、黄元御等人的传统通俗印本倍受各书坊青睐。

《陈修园医书二十三种》（除陈修园本人撰注17种之外，将佚名著者3部及王士雄撰著3部纳入其中）包括《灵枢素问节要浅注》、《金匮要略浅注》、《伤寒论浅注》、《医学实在易》、《医学从众录》、《医学三字经》、《时方歌括》等。这套书医学内容较完备，涵盖了经典的基础理论、诊断、方剂、药物和各种病症的治疗；写法上深入浅出，多从临证需要出发，切合实用；文字清新流畅，浅显通俗，且多赋以韵脚，或作成歌括，易读易记。目前存世的湖南坊刻印本就有1895年学库山房刻本，1901年新化三味堂刻本，1903年益元书局刻本，1908年经元书局、富记书局刻本。除此之外，一些书坊，如陈氏三味堂还在不同的年代反复刊刻销售该套丛书中的某些单本。

而在湖南流传时间最久，刻印次数最多的莫过于清代医家黄元御的《黄氏医书八种》，由黄氏所撰《四圣心源》、《素灵微蕴》、《四圣悬枢》、《伤寒悬解》、《伤寒说意》、《金匮悬解》、《长沙药解》、《玉楸药解》8种医书组成。该套书在岳、湘、巴、蜀一带，颇有影响，乾隆时即有刊印，后道光、咸丰、光绪、宣统各朝均多次刊印，版本多达30余种。现存最早的湖南刻本为1834年长沙刻本，1860年长沙徐树铭燮和精舍刻本序称：“八种之书刻于张氏《宛邻丛书》四种，余四种无刻本。铭虑其久将佚也，幕友江西杨舍人希闵录有全本，因更校刻以广其传。”［5］到民国前长沙、邵阳等地陆续又刻印多次，如1862年湘乡左氏刻本，1866年长沙黄济渝刻本，1905年宝庆经元书室刻本，1909年宝庆汉文书局、益元书局刻本等。

陈黄二人的医著或浅显易懂，或长于基本理论注释，便于民间诵读沿用或习医者入门，是市场长期普遍需求的种类，故能在数十年间反复刻印多次，流传广泛。

雕版印刷方式为主不乏精品

自19世纪中期开始西式印刷技术传入我国，到了清末民初已有雕版、石印、活字铅印等多种技术方式可供选择，但仍然以生产成本相对低廉的雕版印刷最为广泛。目前已知的近代湖南坊刻医书中，几乎均为雕版印本，仅在民国中后期出现少量铅印、石印以及木活字印本。

近代湖南书坊以刊印已有书籍，或重印现成版片为主，很少有自行编纂书籍者。由于刻书偏重于赢利，一些书坊为节约成本，并不注重版刻质量，不太注意底本的选择，常采用密行小字，有时甚至雇用廉价童工、女工充当刻手，书版雕刻完成后，多不校勘，随刻随印，纸张也皆使用当地所产竹纸，坊刻之弊往往为人共知而诟诋［6］，但长沙书坊刻书质量整体强于邵阳。

因此坊刻医书整体没有官刻和家刻那样雕刻精善。但也有不少书坊，尤其规模较大、历史较久、有一定实力的书坊，如经纶堂、经元堂、新化陈氏三味堂、章经济堂等，讲究精刻细校，重视刻本质量，所刻医书有的可与官刻本、私刻本媲美，甚至被官办书局遴选重印。如新化陈氏三味堂（又称三味书局，光绪初设立于湖南邵阳新化）以刻印医书闻名，创始人陈御丞“长于医道，故所选刻医书，最为精审”［7］。三味堂对刻书要求极严，稍有差错，即毁板重刻，故而该局所刻之书，不计成本，版本精良，不亚于官刻。官办湖南书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刻陈修园《灵枢素问节要浅注》、《伤寒真方歌括》等，据《灵枢素问节要浅注》书牌“光绪癸卯冬日湖南书局校刊”，版心镌“三味堂”，此数种陈修园医书皆应为重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三味堂《陈修园医书二十三种》本。

结语

总的来说，伴随近代出版业迅速发展而兴盛的湖南坊刻书业，在清光绪到民国中期以邵阳、长沙两地为主的民间书坊出版了大量医学书籍。他们以雕版印刷为主要生产方式，尽管某些刻本存在着纸墨粗劣、校勘不精等缺点，但坊刻医书以市场为生存发展空间，出版对象和刻印量切合社会各阶层及不同医疗环境的需要。所刻医书注重实用价值，兼备专业性与通俗性，不仅种类多、数量大，而且营销四方，流传各地，客观上为近代湖南普及医学文化、应对社会医疗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吴娅娜）

来源：中医文献杂志 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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