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一词起源于汉代,主要指的是画在绢、宣纸、帛上并加以装裱的卷轴画。
狭义的也可指水墨画,由水和墨调配不同浓度所画出的画。
水墨画被视为中国传统绘画,也就是国画的代表。
在中国画中,以中国画特有的材料——墨,为主要原料加以清水的多少引为浓墨、淡墨、干墨、湿墨、焦墨等,画出不同浓淡(黑、白、灰)层次。
进阶的中国画也有添加铅粉、雄黄、赭石、石青、朱砂为体现色彩缤纷。
中国画也被称为“水墨丹青”,别有一番“墨韵”。
中国画起源古代,象形字为画奠定基础;字与画在最初本是一个意思。
我国夙有书画同源之说,有人认为伏羲画卦、仓颉造字,是为书画之先河。
最早在在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西安半坡村出土的彩陶上,画有互相追逐的鱼,跳跃的鹿。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发现的舞蹈彩盆上,绘有三组五人携手踏歌图,表现出人的活力。
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辛店和龙山诸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我国最早的青铜器,其上有各种饰纹。常见的饰纹有晏吞纹、云雷纹、夔纹、龙纹、虎纹等,也有用人体作为装饰的花纹,有双夔合成的容谷纹,尾部多上卷,极富美观。
这是研究中国画史的根源。
青铜器时代,青铜器本身作为了绘画的载体。
青铜器物上的装饰画,主题约可分为两类,一是描写贵族生活中的礼仪活动,如宴乐、射礼、表祭等:
如赵固出土的《刻纹铜鉴》,集中表现了贵族生活的仪礼活动;
另一类是描绘水陆攻战的图象,以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鉴》为代表。
其他百花潭铜壶,故宫《宴乐铜壶》都有表现战争景象的图画。
这些艺术手法,由后来的汉画石刻、砖刻继承和发展。
另有一类画在丝织品上的绘画——帛画,从春秋战国起源,
春秋战国著名的《御龙图》,就是帛画。
这些早期绘画奠定了后世中国画以线为主要造型手段的基础。
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域外文化的输入与本土文化所产生的撞击及融合,这时的绘画以宗教绘画为主,部分作品描绘历史人物、取材于文学作品,山水画、花鸟画亦在此时萌芽。
隋唐时期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绘画也随之呈现出全面繁荣的局面。山水画、花鸟画已发展成熟,宗教画达到了顶峰,并出现了世俗化倾向;人物画以表现贵族生活为主,并出现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造型。
五代两宋又进一步成熟和更加繁荣,人物画已转入描绘世俗生活,宗教画渐趋衰退,山水画、花鸟画跃居画坛主流。而文人画的出现及其在后世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画的创作观念和表现方法。
元、明、清三代水墨山水和写意花鸟得到突出发展,文人画和风俗画成为中国画的主流。
特别是明代画坛,沿着元代已呈现的变化继续演变发展,文人画和风俗画绘成洪流,并形成诸多流派;山水、花鸟题材流行,人物画衰微。
水墨技法不断创新,进一步丰富了笔墨表现能力;创作宗旨更强调抒写主观情趣,追求笔情墨韵。
在中国画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历代画家们创作出了许多名垂千古的传世名画。
中国画的分科有许多种。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分六门,即人物、屋宇、山水、鞍马、鬼神、花鸟等。
北宋《宣和画谱》分十门,即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鸟兽、花木、墨竹、果蔬等。
南宋邓椿《画继》分八类(门),即仙佛鬼神、人物传写、山水林石、花竹翎毛、畜兽虫鱼、屋木舟车、蔬果药草、小景杂画。
元代有“画家十三科”,但内容相当庞杂,作为分类标准不适宜。
但有一种流传最广的说法,“画分三科”,人物、花鸟、山水。
表面上是以题材分类,其实是用艺术表现一种观念和思想。
所谓“画分三科”,即概括了宇宙和人生的三个方面:人物画表现的是人与社会;山水画表现的是人与自然;花鸟画则是表现人与其他生命共处。
三者相得益彰,构成了宇宙的整体。这是由艺术升华的哲学思考,是艺术的真谛所在。
中国画在创作上重视构思,讲求意在笔先。
造型上不拘于表面的肖似,而讲求“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和“不似之似”。
其形象的塑造以能传达出物象的神态情韵和画家的主观情感为要旨。
因而可以舍弃非本质的部分,而对那些能体现出神情特征的部分,则可以采取夸张甚至变形的手法加以刻画。
它不是立足于某个固定的空间或时间,而是以灵活的方式,打破时空的限制,把处于不同时空中的物象,依照画家的主观感受和艺术创作的法则,重新布置,构造出一种画家心目中的时空境界。
于是,风晴雨雪、四时朝暮、古今人物可以出现在同一幅画中。
在透视上它也不拘于焦点透视,而是采用多点或散点透视法,观物取景,经营构图。
注重虚实对比,讲求“疏可走马”、“密不透风”,要虚中有实,实中有虚。
中国画主要运用线条和墨色的变化,以钩、皴、点、染,浓、淡、干、湿,阴、阳、向、背,虚、实、疏、密和留白等表现手法,来描绘物象与经营位置。
中国画既可使用水墨,墨分五色,以调入水分的多寡和运笔疾缓及笔触的长短大小的不同,造成了笔墨技巧的千变万化和明暗调子的丰富多变。
而在以色彩为主的中国画中,讲求“随类赋彩”,注重的是对象的固有色,光源和环境色一般不予考虑。
特别是文人画,在创作中强调书画同源,注重画家本人的人品及素养。在具体作品中讲求诗、书、画、印的有机结合,并且通过在画面上题写诗文跋语,表达画家对社会、人生及艺术的认识,既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又是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画在对客观事物的观察认识中,采取以大观小、小中见大的方法。
它渗透着人们的社会意识,从而使绘画具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的认识,又起到“恶以诫世,善以示后”的作用。
即使山水、花鸟等纯自然的客观物象,也自觉地与人的社会意识和审美情趣相联系,体现出“天人合一”的观念。
南朝的画家及艺术理论家谢赫提及了绘画六法,并记录在其著作《古画品录》的序论中。
“气韵生动是也”,一种说法指其意为传神,此外亦有指表达画家人品或使用画笔及墨水的技术要精湛的说法。不拘泥于物体外表的肖似,而多强调抒发作者的主观情趣。中国画讲求“以形写神”,追求一种“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感觉
“骨法用笔是也”,即用画笔的技巧在表现钩线点戳时要有"骨力",这和当时书法和绘画密不可分的关系有关。
“应物象形是也”,即感受物体的结构再描画出物体的形态。
“随类赋彩是也”,即因应物体的本身色彩而在作品中加上适当的色调及表现出层次感。讲究笔墨神韵,笔法要求:平、圆、留、重、变。墨法要求墨分五色,浓、淡、破、泼、渍、焦、宿。
“经营位置是也”,即对作品构图、深度的思考。讲究空白的布置和物体的“气势”。
“传移模写是也”,有对古人作品作出模仿摹制作为学习,完成绘画的教化功能的意思。
张彦远的《名画记》中是这样叙述的:
“唯观吴道玄之迹,可谓六法俱全,万象毕尽,神人假手,穷极造化也。所以气韵雄状,几不容于嫌素;笔迹磊落,遂悠意于墙壁;其细画又甚稠密,此神异也。至于传模移写,乃画家末事。然今之画人,粗善写貌,得其形似,则无其气韵;具其彩色,则失其笔法。岂曰画也!”
所以绘画对人物的宣传,教化作用,“乃画家末事”。
中国画并不只是宣纸上的点染勾勒,国画是要表现“气韵”、“境界”,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的思想集成最终的表现。
意、识、灵齐备,诗、书、画一体,诗为画之意,书为画之骨。
技法之熟,可呈胸臆;画面之外,可留思想。
大概东洋艺术重主观,西洋艺术重客观。东洋艺术为诗,西洋艺术为剧。故在绘画上,中国画重神韵,西洋画重形似。
可以说西洋画是“再现”的艺术,中国画是“表现”的艺术。
中国画盛用线条
线条大都不是物象所原有的,是画家用以代表两物象的境界的。
例如中国画中,描一条蛋形线表示人的脸孔,其实人脸孔的周围并无此线,此线是脸与背景的界线。又如画一曲尺形线表示人的鼻头,其实鼻头上也并无此线,此线是鼻与脸的界线。又如山水、花卉等,实物上都没有线,而画家盛用线条。
山水中的线条特名为“皴(cūn)法:中国画技法之一,用以表现山石和树皮的纹理”。人物中的线条特名为“衣褶”。
西洋画就不然,后期印象派以前的西洋画,都是线条不显著的,只有各物的界,界上并不描线。所以西洋画很像实物,而中国画不像实物,一望而知其为画。
中国画注重意境
西洋画注重透视法。透视法,就是在平面上表现立体物。西洋画力求肖似真物,故非常讲究透视法。西洋画中的市街、房屋、家具、器物等,形体都很正确,同真物一样。
中国画就不然,不喜欢画市街、房屋、家具、器物等立体相很显著的东西,而喜欢写云、山、树、瀑布等远望如天然平面物的东西。
例如画庭院深深的光景,则曲廊洞房,好似飞到半空中时所望见的;且又不是一时间所见,却是飞来飞去,飞上飞下,几次所看见的。
故中国画的手卷,山水连绵数丈,好像是火车中所见的。中国画的立幅,山水重重叠叠,好像是飞机中所看见的。
因为中国人作画同作诗一样,想到哪里,画到哪里,不能受透视法的拘束。
中国画不讲解剖学
西洋人物画很重解剖学。解剖学,就是人体骨骼筋肉的表现形状的研究。西洋画家作人物画,必先研究解剖学,必须描得同真的人体一样。
但中国人物画家从来不需要这种学问。中国人画人物,目的只在表现出人物的姿态的特点,却不讲人物各部的尺寸与比例。
故中国画中的男子,相貌奇古,身首不称。女子则蛾眉樱唇,削肩细腰。倘把这些人物的衣服脱掉,其形可怕。但这非但无妨,却是中国画的好处。
中国画欲求印象的强烈,故扩张人物的特点,使男子增雄伟,女子增纤丽,而充分表现其性格。故不用写实法而用象征法。不求形似,而求神似。
中国画不重背景
西洋画很重背景。中国画不重背景,
例如写梅花,一支悬挂空中,四周都是白纸。写人物,一个人悬挂空中,好像驾云一般。
故中国画的画纸,留出空白余地甚多。很长的一条纸,下方描一株菜或一块石头,就成为一张立幅。
西洋画就不然,凡物必有背景,例如果物,其背景为桌子。人物,其背景为室内或野外。故画面全部填涂,不留空白。
中国画题材以自然为主
西洋画题材以人物为主。
西洋自希腊时代起,一直以人物为主要题材。中世纪的宗教画,大都以群众为题材。例如《最后的审判》《死之胜利》等,一幅画中人物不计其数。
中国画在汉代以前,也以人物为主要题材。但到了唐代,山水画即独立。一直到今日,山水常为中国画的正格。
中国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
在内容和艺术创作上,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生命、社会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等方面的认知。
石涛诗云:“吾写此纸时,心入春江水,江花随我开,江水随我起。”中国画注入了画家的精神气质,达到这种神与物化,物我两忘的境界。
而这种境界不像文学作品,可以描写情节或精微的细节感动人,这才是中国画之妙处。
气韵生动,妙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