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来得有点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系列读书笔记是对江苏教育出版社《中国书法史》的通读,而《宋辽金卷》的作者曹宝麟先生对米芾的记述中,颇多微词——
比如他说米芾的癫狂是为了“哗众取宠”,称米芾对自己学习书法的过程记述《自叙帖》中存在“避重就轻”、“瞒天过海”的情节,米芾为了掩藏曾书从沈传师的经历,则“欲盖弥彰”;评价他的性格,则说他“首鼠两端”……
总之,关于米芾这一部分的章节,对米芾的记述,贬义词句比比皆是,批判的意味重了些(有批评是可以的),这让人读的过程中心中不舒服,于是觉得不能全盘学习了。
又再思考,大概每个名家都有自己的好恶,曹先生狂尊黄山谷,却对米元章看不上,这是他的偏好,无可厚非,整套书法史的学习,总不能断在米芾这里吧,于是,还是接着读了下去。
米芾(1051-1108),初名黻,字元章,号火正后人、鹿门居士、襄阳温仕、海岳外史等。襄阳人(今湖北襄樊)人。迁居丹徒(今江苏镇江)。
关于这个“黻”字,一个意思指古代礼服上黑与青相间的花纹。后来又因为穿这种礼服的人多是显贵之人,于是也有显贵的意思;另一个意思通“韨”,意指古代祭服的蔽膝。米芾改名为同音字“芾”,大概是想让人忘记他的出身吧。
米芾18岁那年,宋神宗因不忘米芾母亲阎氏的乳褓旧情,恩赐米芾为秘书省校书郎,这个职位其实就是负责校对,订正文书中的讹误(唐宋代学子入政,多从这个职位开始)。显然,他踏入仕途,凭借的是“藩邸旧恩”,这对于士大夫阶层来说,显然不够光彩。因此,他有了“冗浊”的出身。
《宋史》对米芾生平的记录仅是“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旧恩,补浛光尉。历知雍丘县、涟水军,太常博士,知无为军,召为书画学博士,赐对便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晓图》,擢礼部员外郎,出知淮阳军。卒,年四十九。”对他的书法,则记为:“特妙于翰墨,沈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
米芾是书史“宋四家”之一,按一般的排名,他在第三名,在苏轼、黄庭坚之后。在宋代乃至整个书法史上,像米芾这样的怪异之才可谓绝无仅有。
他穿戴唐巾深衣,高檐帽碍轿顶,干造撤去轿顶而坐;他又有洁癖,洗手不用巾拭,相拍至干;不让人手摸藏品,展示几拒人于一丈之外;别人试他宝砚是否发墨,唾砚代水,他勃然变色,将污砚相赠;他择婿,一看到段拂字去尘,连称“真吾婿也〞;在太常时屡洗祭祀官服,刺绣磨烂而遭到弹劾;办公时亦玩石不去手,拜官署前怪石为兄;死前于棺木坐卧其中,念偈句合十而终……这些乖僻的言行举止,喧腾人口,传以为笑,因而得到一个“米颠”的诨名。
现在我们看到米芾的画像,仍一幅“逗逼”样子,如图:
如上所述,米芾“冗浊”的出身,使他终身无法摆脱,因此,他的“癫狂”曹宝麟先生认为是“卖傻致身”,我却觉得虽事出有因,但却不至于是“卖傻致身”,因为他“致身”并不费力(他有才华),不需要“卖傻”,他的“癫狂”或许更多源于他的天性。
同理,他的性格的确具备双重性,但却不至于“首鼠两端”,人都是具有两面性的,何况他这样的大艺术家。
赵构(宋高宗)《翰墨志》称:“米芾得能书之名,似无负于海内。芾于真楷、篆、隶不甚工,惟于行草诚入能品,以芾收六朝墨,副在笔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烦鞭勒,无不当人意。”
宋代书家大都以行草擅场,因为这种书体最为自由,既可掩饰功力不足的尴尬,又可搪塞任笔为体的责难。米芾书法,最突出的也是行草。他的行草书占其今存书迹的十之九,应是代表米芾最高艺术水平的书体。
我们来考察米芾行草书取法的渊源:
《海岳名言》有这样一则:
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
依他自己所说,在他未立家时,是“集古字”,即学众家而来。他的书法是“集古成家”的。
“既老”,他写过一篇《自叙帖》,记述了他学书的经历:
余初学颜,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而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学最久。又慕段季转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觉段全绎展《兰亭》,遂并看《法帖》,入晋魏平谈,弃锺方而师师宜官,《刘宽碑》是也。篆便爱《咀楚》《石鼓文》。又悟竹简以竹聿行漆,而鼎铭妙古老焉。其书壁以沈传师为主,小字,大不取也。
曹先生认为,这个《自叙帖》中的记述,要综合其他资料一起分析:
米芾初学书法,学的都是唐楷。
他学颜楷,能放在一幅纸大小,目的在得到宽博正大的体势,这一开端为他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楷书学颜真卿,和篆书学石鼓文,或者隶书学《张迁碑》都有益于形成宽博正大的体势)。
据曹先生考证,米芾学书法,从唐人开始,又以颜真卿、欧阳询、沈传师、段季展和褚遂良五人对他的影响最深。
第一个,是颜真卿。
他说:“颜鲁公行字可教 ,真便入俗品。”所谓“可教”,应是可作范本教人之意。颜氏的行书,他最推崇的是《争座位帖》,他曾不止一次地赞不绝口:
字字相连属飞动,诡形异状,得于意外也。世之颜行第一书也。
此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石刻粗存梗概尔。余少时临一本,不复记所在。后二十年,宝文谢景温京尹云:“大豪郭氏分内一房,欲此帖至折八百千众乃许。”取视之,缝有“元章戏笔”字印,中间笔气甚有如余书者。面喻之,乃云:“家世收久,不以公言为然。”
与郭知运《争座位帖》,有篆籀气,颜杰思也。
你看,他在《争座位帖》上下功夫之深,也是真的喜欢。米芾较多特殊的笔法,如“门”字右上角的塌肩及竖钩的陡起,还有他常用的“蟹爪钩”,都是集自《争座位帖》。由中可以看出:颜真卿偶一用之的写法,到米帖中强化为习见的手段,足见米芾的善学与聪明。
第二个是欧阳询。
米芾早年已经认识到欧楷“印板排算”的毛病,但他还是比较喜欢欧氏的行书。他为《度尚帖》和《庾亮帖》作跋称:
渤海光怪,字亦险绝。真到内史,行自为法。庄若对越,俊如跳掷。后学莫窥,遂起尪劣。
米芾认为欧阳询的楷书尚未脱王義之窠臼,而行书则已自成一家。他看到欧书极尽对比变化之能事,静者如对至尊,动者又跳荡飞动。但欧氏的险绝之处却很难学到,后人一学,便会“尪劣”,即跛行的弊病。米芾官长沙时,受欧阳询的影响很深。长沙道林寺的匾额,米氏在《宝章待访录》和《书史》中两次提到它“笔力险劲”,那么“险绝”和“险劲”的“险”,正是米芾向欧氏学习的着眼点。
他在长沙所书的《三吴》《法华台》《道林》《沙步》等帖中,有不少字都带有欧体中宫紧结、外形竦削的险峻之势。这一特征在学晋以后逐渐消退,但如“月”“明”等字极锐的右上折角写法,可谓躬行始终,这只须比较欧阳询行书《卜商读书帖》的“月”字便可看出。
第三个是沈传师。
唐时,柳公权以颜真卿参入欧阳询,沈传师同是以徐浩参入褚遂良。中唐以后,严格地说是颜真卿以后,字势已向宽博方向发展。米芾受沈传师书风影响只在长沙之前,其最为心折者,是沈氏的大字诗碑。米芾《书史》记:
唐礼部尚书沈传师《道林寺诗》。在潭州(长沙)道林寺四绝堂,可杉板略薄布粉不盖纹,故岁久墨不脱……沈板,余官潭,留书斋半岁临学。后为摹石,僧希白摹,务欲劲快,多改落笔端,直无飘渺萦回飞动之势。
也许米芾长沙手迹中比较宽博结构的字,正多受沈传师的影响。与欧阳询相比,沈传师对米芾的影响似乎更为深远,曹先生甚至认为:米芾审美情趣趋于褚遂良、王献之一路,与沈传师的熏染大有关系。
第四个是段季展。
段季展是中唐时人,并无盛名,其书法至宋代已几乎失传。米芾赞赏段书“转折肥美,八面皆全”不以书名大小而妄为耳鉴,显示了卓越的见识。元代袁桷曾说:
米襄阳学段季展,得其刷掠奋迅,故作大字悉祖之。考诸右军《笔阵》,实未有是体。萧斋丈丈盖其鼻祖,季展之变繇是始,沈传师实为云仍,米良有所本矣。
如此看来,沈传师也还是段季展的传人。那么米芾自诩“善书者只得一笔,我独有四面”、“臣书刷字”,都能找到来历了。
第五个是褚遂良。
在五个唐人中,予米芾以最大影响者莫褚为甚。就如米芾自己所说:“慕褚而学最久”。
他说:
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惟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后经生祖述,间有妙造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见也。
吾书小字行书,有如大字。惟家藏真迹跋尾,间或有之,不以与求书者。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
简言之,除“大字要如小字般精到,小字要如大字般恢宏”之外,最重要的两个字是“率意”。米芾在褚摹《兰亭》的跋语中说:
《乐毅论》正书第一,此(褚摹《兰亭》)乃行书第一也。观其改误字,多率意为之,咸有褚体,余者尽妙,此书下真迹一等,非深知书者未易道也。
曹宝麟先生还认定现在我们见到的褚遂良《枯树赋》是米芾在甘露寺的临本。
米芾对褚遂良的评价,几乎全无讥评,更多的是赞语,他说:
褚遂良如熟驭阵马,举动随人,而别有一种骄色。
前两句状褚氏使毫如调驹,轻重缓急,不烦鞭勒。人骑在马上,人马犹如浑然一体,人即是马,马即是人,已达到随心所欲,无适不可的地步。这是说的技巧,而后面的“别有一种骄色”,则指的是内在的精神,是说他倨傲自得的神气,是蔑视并凌驾一切凡庸的充分自信,这当然最为可贵。
也正因此,米芾对用笔和神采极为看重:
要得笔,谓骨筋、皮肉、脂泽、风神皆全,犹如一佳士也。
得笔,则虽细如髭发亦圆;不得笔,虽粗如椽亦扁。此虽心得,亦可学入。
在这五个唐人中,米芾最钦佩褚遂良和颜真卿。其原因或有部分是由于颜真卿本出自褚遂良。这个说法不见于前人,由米芾发其覆,可谓独具只眼。
米芾对古人技法的深刻理解,植基于持之以恒的揣摩临习。古来从未有哪个书家,可以与米芾的刻苦自励相匹敌。他说:
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片时废书也。
学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另有一好萦之,便不工也。
他醉心于书法,他的自述也可为证:
余无富贵意愿,独好古人笔札,每涤一研、展一轴,不知疾雷之在旁,而味可忘。尝思陶弘景愿为主书令史,大是高致。一念不除,行年四十,恐死为蠹书鱼,入金题玉躞间游而不害。
他的成功,来源于他的循序渐进、步步为营,来源于他的踏实,踏实最后换来了扎实。
他早年采取的是“摹拓”的方法。其实这里的摹拓,应当是覆摹,其实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描红”。 这与“硬黄响拓”,即双勾廓填不失纤毫的摹法不同,中间省却了“双勾”的过程,因为覆摹不是向光影写,终会因比较模糊而出现偏差。
第二阶段,他采取对本临写的方法。
“临”,有君临之势,能够从高处入眼,把握全局。“十得六七”,表示他只取其精华,其馀的三四,不是他得不到,而恰恰是他觉得必须纠正或舍弃的糟粕。这种临法其实就是“意临”。但是,这里的“意”不是“临其大意”的“意”,而是“参以己意”的“意”。
清宫所谓“三希”之一的王献之《中秋姑》,其实就是米芾节临《十二月帖》之本。
如将二帖比勘,便能看出米氏不仅因节临而移行,打乱了原来的章法,而且“中秋”的“秋”字,把王献之的草书写法改成行书。另外原帖三行末“如何”二字紧缩而局促,形同一字,应是不甚美观。米芾拉伸放开,使其舒缓,便成为全帖最精彩的片段。
从《中秋帖》中,我们当能领悟他中岁临写的旨趣所在。
下一篇,我们再详细说米芾的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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