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个跨性别门诊诞生背后的故事

潘柏林，一位从业20年的整形外科医生。

2016年，

他发起了国内第一个“跨性别多学科综合门诊”，

为性别焦虑和性别不认同的来诊者

提供专业、全面的序列医疗帮助，

至今已经帮助了超过2500位跨性别者。

门诊成立以来，

潘柏林经历了同行的不理解，

团队也遭受了不少来自来诊者家人

和外界的质疑、甚至举报。

但看到曾经焦虑、绝望的跨性别者，

在这里找回希望，重新接纳自己，

“我们的工作就有价值。”

6月，一条在北京拜访了这个特殊的门诊，

同潘柏林和他的团队聊了聊。

以下是潘柏林的讲述。

编辑：鲁雨涵

责编：倪楚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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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柏林

“跨性别”的定义，我在每天的工作中都会科普解释很多遍。因为这人群在社会中的可见度和接纳度都太低了。

我们老百姓普遍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性别，男性和女性。在没有生理异常的情况下，出生的时候有哪一套生殖器，就会被指派为哪一个性别，这个通常也叫“生理性别”。

但人的心理状态是很复杂的，对性和性别的感受和认知，可能存在很多元化的表现。自我认同的性别和生理性别不完全一致，例如生理性别是男的，但是认同自己是一个女的（男跨女），又或者是反过来（女跨男），这一类人我们称“跨性别人群”。

根据联合国开发署的统计，亚太地区性别不认同的比例是千分之三，按照这个比例来计算的话，中国大概有400万跨性别者，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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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曾经报道过全国跨性别热线，发起者核桃是一位跨性别女性

目前我们不认为“跨性别”是一种疾病，但由于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别焦虑，这个人群对医疗援助有很广泛的需求。

内地的跨性别医疗，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完成了国内第一例男转女性别重置手术，很多跨性别者听说了之后就陆续来就诊。

90年代初是这个项目的黄金时期，当时接诊的医生都觉得很惊讶，这个群体怎么有这么多人。

2017年的数据表明，80%的跨性别者需要激素治疗，60%的人需要手术治疗，但是真正能够在医院里头获得这些资源的，激素治疗只有6%，手术是百分之十几，远远满足不了需求。

有些人没有正规的途径获取到激素药物，可能会接触私下兜售药物的群体。甚至有些孩子没有钱去买，被怂恿通过援交的交易，来获取这些药物。

还有人对自己的生殖器很憎恶，羞于去医院，或者够不上手术的要求，就冒着疼痛和生命风险自己动手切除。类似的极端行为可以说层出不穷。

所谓“大道不畅，小道必猖。”与其让他们承受这么高的风险，还不如给他们一个更体面的医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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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在手术中

我的本职工作是整形外科医生，这可能是跨性别群体最常求助的一个专业。从面部的整容，身体的塑形，到最终的下体手术，都需要用到整形外科的技术。

我第一次接触这个人群是在2005年。当时我还是一个住院医师，病房来了一位男跨女的跨性别者，叫小雨，想来做性别重置手术，就是老百姓说的“变性手术”。

一开始我也跟大部分普通人一样，不太了解这个群体，甚至有点恐惧。接触下来之后，我发现小雨是一个很坦诚、很善良的人。

手术以后，小雨曾经咨询过我有关激素治疗的情况，但在当时，我没有找到相关的专家和参考资料。小雨告诉我，很多跨性别者都有内分泌方面的医疗诉求，但是国内找不到这样的资源。出院的时候，小雨还给我拿了一篇跨性别医疗的外国文献，推荐我看一看。

那个时候我心情很复杂，我一个医生，还需要“病人”来指导，说实话有点被激将到了。

当时国内的跨性别医疗，仅限于几家精神科医院给他们开具诊断证明，还有为数不多的整形外科给他们做性别重置手术。至于完整的序列医疗的概念，在国内是一个缺失。

2016年，我作为发起人，邀请一些相关专业的医生，建立了一个多学科协作的医疗团队，希望给跨性别人群提供更加专业、更加全面的医疗服务。

从2018年开始，我们成立了专门的跨性别综合医疗门诊。6年间，已经接诊过超过2500位的跨性别孩子，平均每年的增长率在60%以上。

从原来我一个人出诊，到现在我们每周五个门诊单元，四位医生出诊，几乎每个门诊单元都满号，每一位医生的工作都是超负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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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跨性别者，正在为自己挑选女装

因为“跨性别”本身不是一个疾病。他们身上没有任何需要强制纠正的病变，他们的身体是正常的，所以我们不用“患者”和“疾病”这样的词语。

他们的焦虑来自于对自己身体的不接纳，门诊的最终目的，是帮助他们缓解焦虑，接纳自己。

来门诊的跨性别者，我们一般叫来诊者，亲切一点也会叫他们“孩子”，因为大部分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男转女和女转男的比例大约是3:1左右，但这不代表整个群体当中是这种比例，只是男转女对于医疗的诉求更普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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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流程中的问卷填写

门诊会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流程。第一步，先请精神科医生进行初步判断，如果属于“易性症”，具有“性别焦虑”、“性别认同障碍”的情况，我们再进一步陪孩子进行自我探索。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去了解他们的一些真实想法，包括不认同持续的时间、不接纳自身的方面、转变的意愿、对转变后压力的心理准备等等。

如果我们发现孩子的意愿并不是这么强烈和肯定，或者并不是因为性别不认同的原因来的，我们会甄别出来，避免做可能会让他们后悔的医疗决定。

在门诊的过程中，我们提倡从小的改变开始，摸索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医疗帮助。不必一上来就使用医疗手段，也有很多非医疗的手段可以尝试。

比如通过与朋友倾诉、关注学习工作或兴趣爱好等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来缓解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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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别热线发起人核桃，正在为自己化妆

又或者如果是对自己的外表不满意，可以尝试改变外在形象，比如男跨女可以换身女装、留个长发、化化妆。理论上这些方式是最安全的，没有任何副作用。

如果单纯用这些方式，仍然无法达成自我接纳，再考虑对自己有帮助的医疗手段。

可能有些人会提出，是否可以通过一些心理疗法来“恢复”性别认同？这在学术上叫“扭转治疗”，比如通过注射、电击、羞辱、限制行为等方式，矫正一个人的行为。

实际上，已经有很多学者在过去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但最终发现这样的方式不但无效，反而还会加重孩子们的痛苦，现在已经不被提倡了。

更科学的医疗手段，我们学术上叫“性别确认治疗”，意思就是通过医疗来帮助获得更加符合自己认同的性征，包括激素治疗（用外源性的激素改变部分性征）、非生殖器的手术治疗（例如喉结切除、乳房切除、声带手术等），以及最终的生殖器手术治疗。

不像其它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完全由医生主导，在“性别确认治疗”中，我们和来诊者是互动的。

有些人只是不喜欢自己的某一个部位，有些人就是从头到脚都不认同，我们需要根据他们的诉求来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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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翠丝》讲述了一个男人在50岁时，从身到心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女人

如果最终希望改变自己的社会性别身份，那需要进行生殖器手术。

生殖器切除与重建手术是破坏性的不可逆治疗，风险相对更大，所以也有一定的门槛。根据国家卫健委的要求，手术之前孩子需要准备易性症的诊断证明、公安部门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自己的申请和父母的知情声明等等。

除了这些文件，还需要经过多学科讨论和伦理审核，确认心理、生理两方面情况都准备充分，手术才可以做。

这个人群对实现对自己性别认同的诉求，可以说是“至死不渝”。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想为自己做这些转变。我们接触年纪最大的有几位60多岁的人。

其中一位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刻。我看了病例之后发现，TA其实90年代就在我们医院就诊过，当时是想过来做下体手术的，而且已经住上院，安排上手术了。

但是头一天晚上TA想了很多，想到自己当时已经有爱人，有孩子，上面还有父母，如果就这么一变，好像对不起所有的家人。思前想后，最后放弃了手术。

过去了几十年时间，父母先后去世，孩子长大自己到外面读书，自己也退休了。但是这个愿望始终放不下。

TA的爱人一直知道这个情况，也一直在鼓励TA。当TA再次向爱人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爱人也很痛快，就说行，我支持你做这个决定，两个人就办了离婚手续。　

我们遇到很多跨性别的人群，争取父母的理解很难，但是我们发现很多时候他们的伴侣反而更愿意理解和支持他们。其实爱情的力量很大，“我爱的是这个人，不是TA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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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未成年来诊者和其母亲

在来问诊的跨性别群体里，青少年大约占到1/10。

我们见到的青少年来诊者，大多数情况下都在一种很压抑，很焦虑的状态。青春期的时候，因为性征迅速发育，他们会产生更加明显的焦虑。其实那个时候是最需要医疗帮助的。

但是这个时候又因为太年轻了，对自己的认知还不够成熟，难免会有一些偏激的想法。所以我们会采取一些相对温和可逆的治疗方式，就是青春期阻断。

这种治疗形象地讲，是给他们的青春期发育按下一个暂停键，比如停止胸部发育、月经等等，让他们体验一下这是不是自己想要的状态。如果一段时间之后，对自己本来的性别慢慢又认同了，这时停药，青春期发育会按完全按照原来的速度进行，不产生不可逆的改变。

等到16岁以后，如果有更加肯定的想法，我们再考虑使用激素治疗，至少18岁以后再根据情况考虑手术治疗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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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和孩子争论起来，潘柏林打圆场

在问诊的时候，我们的身份除了医生以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科普工作者，以及夹在家长和孩子中间的家庭调解员。

很多陪孩子来看门诊的家长，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接触过“跨性别”的概念。他们经常会问：我的孩子到底怎么了？我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子？我的孩子到底能不能恢复正常？

从2019年开始，我们把家长宣教作为门诊综合序列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放在问诊最开始的时候做。只有先帮助他们理解“跨性别”这个现象，他们才有可能接纳这种多元化的存在。

更多的家长毕竟关心孩子，尽管内心有很多的不情愿和无奈，到最后他们还是愿意接纳孩子，支持孩子。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工作就有价值。

我还记得有一个母亲分享，孩子天天在家里头一声不吭，就跟木头人一样。她那天陪孩子来看门诊，叫号系统叫到孩子的名字的时候，母亲发现孩子的眼神突然就不一样了，感觉瞬间有了光。

她之前特别不理解孩子为什么有这样的困扰，觉得是不是青春期叛逆。这样一个小小的片段，也使母亲有所触动，去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孩子。

另一方面，我们也理解家长的难处。青春期孩子思想还不成熟，有时候做法确实比较偏执和极端。我们在门诊经常见到，家长孩子一起来诊，在探讨甚至在描述情况的时候，聊着聊着就吵起来了，最后不欢而散，也没达到就诊的效果。

其实有时候家长并不是一味地反对，只是他们真的还不了解，毕竟情感上也很难接纳这样的事实。但是孩子没有给他们足够的耐心和逐渐学习和适应的余地。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给孩子宣教，让家长在短时间之内就理解你、支持你，那不太现实，需要给家长一些时间。

家长愿意和你一起来，那就说明已经愿意帮助你，或许还有很多孩子的家长根本来都不会来的，你已经比那些孩子要幸运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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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别主题电影《人生密密缝》剧照

“跨性别”不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反而它是一种境遇，一种很被动、很无奈的处境，大多数情况下是伴随终身的。这个人群的人生过得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艰难。

跨性别社群和青少年精神卫生机构一起做过一个调研，在跨性别人群当中，焦虑和抑郁的比例分别是71%和70%，接近6成的人在一年之内有过这种自杀的想法，甚至是行动，他们的自杀率大约是普通人群的5~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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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别群体中存在抑郁和焦虑的比例

数据来源：《2021全国跨性别健康调研报告》

和严格意义上、原发性的抑郁症、焦虑症不一样，跨性别人群的焦虑、抑郁是有明确的原因的，这个原因如果不改善的话，他们的焦虑抑郁其实很难缓解。

他们其实很希望能够在生活中表达出自己认同的性别，例如按照自己的认同去穿着甚至跟人交往，会觉得舒服一些，但是敢于这样做的人不到10%，大部分人还是选择隐藏和压抑自己的性别表达。

这个人群也会非常的敏感，当周围的人不以他们认同的身份和自己打交道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很强烈的不适感。

所以世界跨性别健康专业协会的照护指南，专门有一章节是写我们应该怎么和跨性别群体说话，包括怎么称呼他们，避免使用哪些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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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女跨男来诊者

长时间处于焦虑和抑郁的状态，他们往往很难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我们在工作中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孩子到了诊室，坐下来以后，一直低着头，问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记得有一位父亲带着孩子来，我们问孩子的诉求，TA到最后就说了一句，我想用激素治疗。但是TA的年龄还差几个月才到16岁，从医学的角度上看，其实用青春期阻断会更稳妥。

孩子听完了以后，没有很明确的表达，这个时候父亲也劝TA用青春期阻断，最后孩子就点点头，两个人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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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医生收到孩子父亲的消息

等待住院的过程中，有一天我们突然收到了这个父亲的信息。他说非常感谢我们之前提供的帮助，但是已经不需要了，因为孩子前两天已经自杀了。

我马上就打电话过去，问了一下什么情况。他说孩子回家以后，一直很沉默，最后还是问了一句能不能用激素治疗。但是家长出于保护孩子的心态，还是劝TA再等几个月时间，满16岁再用，态度其实很温和，没想到孩子就这么决绝地走了。

我们非常震惊，也很难过。孩子看起来很平静，但也许内心已经有很强烈的挣扎。最后以这样的一个方式解脱，也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所以，无论哪个阶段，非常重要的是不要让孩子感到绝望。我们时刻传达给他们一种积极信号，帮助他们作出人生规划，当他们看到了将来有希望的时候，也许就能避免这些极端负面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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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别主题电影《女人就是女人》片段

很多人对这个群体有所误解，认为他们是不是性格很怪异，有一些不良的癖好，甚至有反社会的行为。其实这些都是大家出于刻板印象的一种预设。

这个现象或者人群的发现，也就是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最早人们就很难理解这种反传统的现象，所以那个时候给它的名字很难听，叫“性变态”，或者叫“易性癖”。

后来人们发现，这个人群不是主动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而且还存在一定的痛苦，认为它是一种精神类的疾病，一度把它叫做“易性病”。

但是在这些人群的体内，没有发现跟“性别认同”有关的任何病变，只是会存在焦虑等症状，所以后来改成了“易性症”。这中间也代表了人们对跨性别现象的认知在不断更新。

现在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考虑到给这个人群更多的选择和空间。

超过2/3的跨性别者会尽量避免在公共场合上厕所。上大学期间，如果有条件，他们都会在外面租房子住。各种表格只有男性、女性两种选择，他们在这种场合就很为难。

跨性别者终其一生，只是为了争取让自己过得正常一些。我们很难做到让所有人都认可这种性多元化的表现，但至少可以表现基本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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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一处无性别卫生间

从很多事情里可以看出来，国家和社会都慢慢意识到了跨性别人群的困境。

2009年开始，国家卫生部门就把性别重置手术提到官方层面上，制订了相应的医疗技术管理规范。

之后又进行了两次修订，每一版都会比之前有所前进，用词方面更加谨慎和友善，也去掉一些没有必要的门槛，能看到卫生部门对该领域和人群的认知和管理也在不断地改进。

在2020年国内有过一起跨性别员工在劳动过程中由于性别身份而遭受不公平对待的劳动仲裁案。我们关注到法院的终审结案陈词里头，有一些非常有希望和力量的陈述：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认识跨性别，尽管需要过程，但确实越来越多人选择了包容，我们的确有必要改变我们的态度。

因为只有我们容忍了多元化的生存方式，才能为法治社会奠定宽容的文化基础。我们尊重变性人的人格、尊严、以及正当权益，是基于我们对公民的尊严和权利的珍视..."

这些是对包容多元文化观念的一种认可，也是对大众的一种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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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正在翻译一本国外的跨性别综合医疗文献

我很感谢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专业医生，也很敬佩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这个领域贡献和付出的各位前辈和同行。更加欣慰的是，能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医学生对这个领域产生了关注和兴趣。

有一次我们门诊来了一个来诊者，也是医学生，刚找到工作。我问TA选择了哪个专业，跟我说去了儿科，而且就打算从事跨性别医疗里面的“青春期阻断”这一部分工作和研究。

因为TA自己在青春期的时候同样经历了性别焦虑，但始终没有找到这方面的医疗服务帮助自己，本来是人生最美好的阶段，最终在不堪回首的痛苦中度过。TA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到其他青春期焦虑的跨性别孩子，不让他们再经历和自己一样的痛苦。

同行也会问我，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客观地讲这还是一个负经济效益的项目，不如普普通通做一个整形外科医生，收入可能还更多一些。

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人一辈子总还是希望实现点自己的价值，很热门、大家都在做的领域，不差我再去做了。但是总有一些大家不愿意做，但是又需要人去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去做了就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