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原真》曾提及：“自古以来，出圣出贤尽在朝阳俊秀之处，清雅之地。”，尤其王朝更替之际，风水之言尤盛。

而满清本为“异族”，得以入主中原，自然难免宗教神化。如1677年，康熙将发祥地长白山引为圣山，列同五岳，更以其为泰山之龙脉根源，称颂“仰面列祖龙兴，实基此地。”，此后春秋二季，大为祭祀。

彼时为三藩之乱第四年，双方战局陷入胶着，清朝皇室御封“长白山之神”，借此自诩正统，受命于天。

康熙

1682年，康熙出关东巡，祭告祖陵。其一因平定云南，其二沙俄不断滋扰，为了靖边，以显天威。在遥祭长白山，告慰先祖之余，康熙皇帝泛舟于松花江上，终“无意间”发现一石材，质坚而温，色绿而莹，不让端歙，且纹丝似松花江水，起伏有致，诚然天赐之物。

康熙皇帝，以为祥瑞，心中甚喜，赐名为松花石，满语之意为“天石”，并作《松花江放船歌》，一展胸臆。

此后，内务府造办处，取材松花石，招制砚大家，精琢砚台一批，据闻，其中第一方松花砚为康熙亲自设计。砚成，康熙引墨一试，发墨如油，御题砚铭：“寿古而质润，色绿而声清。起墨益毫，故其宝也。”

其时，又恰逢新科取士，康熙作《制砚说》，以满族发祥地之良材，制为汉传统文化之砚台，以寓“满汉不可分”，更是颇有求才若渴之意。

盛京之东，砥石山麓，有石礧礧，质坚而温，色绿而莹……以为此良砚材也，……若此石终埋没于荒烟蔓草，而不一遇，岂不大可惜哉！朕御极以来，恒念山林薮泽，必有隐伏沉沦之士，屡诏征求，多方甄录，用期野无遗佚，庶惬爱育人材之意……

清廷为此，更是专设衙署，命为“松花砚作”，并派兵守护，专供御用。自此，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松花砚甚为名贵。嘉庆之后，清朝由盛而衰，制砚愈少，是故，松花砚与清朝发展兴盛，颇为契合，为“天石”之说，增几分神秘色彩。

康熙皇帝，对于松花砚十分推崇，也多有砚铭。其曾御题铭文“以静为用，是以永年”，盖因笔多动而夭，纸无骨而碎，墨常磨而折，唯砚淳朴厚重，静对沧桑，可得永传。

其中所含道家哲学，应该是希望与民修养生息，莫动兵戈，或许康熙当时的心境，是对于曾目睹三藩之乱，天下生灵涂炭，心有不忍。因此，在康熙松花砚上的印鉴款识，多是十分慎重，如“康熙宸翰”、“体元主人”、“万几余暇”、“保合太和”等，皆可窥见其为政事劳心，勤勉不敢懈怠。

以“保合太和”为例，取意“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希冀国泰民安，天下太平。或者“体元主人”，体元者，谓之天地之元气为本。

而后，雍正亦秉承其旨，款为“为君难”、“朝乾夕惕”、“敬天尊祖”等。乾隆皇帝也曾命编撰《西清砚谱》，其中以松花砚为附录之首，并题名作序。

《西清砚谱》

因诸多神化，松花石对于宫廷意义非同一般，或为御用之物，珍而宝之；或赏皇子，望其奋进，得垂天眷；或赐功臣，是为殊荣；亦或为国礼，以示友邦。

天赐之物，自是恭而奉之。松花砚虽少，仍尚可见，目前存故宫博物院八十余方，台北故宫近百方，然制为石碑，几不得见。

旧时，设帐立碑，多有说道，何况帝王。今有一松花石原碑，上有康熙、乾隆御题《御制耕织图》，甚受关注。

康熙、乾隆御题《御制耕织图》松花石原碑

L: 47.5cm, W: 9cm, H: 3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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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面刻有康熙作《持穗》，“南亩秋来庆阜成，瞿瞿未释老农情。霜天晓起呼邻里，遍听村村打稻声。”诗文出自《祖仁皇帝制文第二集》四十五。印鉴“康熙宸翰”、“保合太和”。

左刻有乾隆恭和祖父韵作《持穗》，“场圃平坚灰砌成，如砥露积最关情，殷勤妇子争持穗，好听全家拍拍声。”出自《制善堂全集定本》二十五。印鉴“乾”、“隆”。

右有楷四行：“凡稻刈获之后，离稿取粒。束于手而击取者半，聚稿于场而曳牛滚石以取者半。束稿而者，受击之器或以桶，或以石板。其之器以枷，稻殊用，南北宜，惟其土物也。（摘自《天工开物·粹精第四》）”耕作之事。

另一面，刻有“东阡西陌力潺湲，扶耖泥涂未得闲。为念饔飱由力作，敢辞竭蹷向田间。”出自《清帝康熙题耕织图四》，印鉴“康熙宸翰”、“保合太和”。

旁亦有乾隆和作，“新田如掌水潺谖，扶耖终朝那得闲。手足沾涂浑不管，月明共濯碧溪间”出自《御善堂全集定本》二十五。印鉴“乾”、“隆”。

右有：“耖者，所以疏通田泥，令深熟也。其器上有柄，下有列。手按之，前用牛，日可十。又有耖者，特用于大田，功更速，耕犁之後，散去芟，使柔溶液，莫此善。”

《耕织图》为南宋绍兴年间画家楼俦所作，包括耕图21幅、织图24幅。男耕女织社会，天子三推，皇后亲蚕，以示民以食为天，农事乃国之根本。

1689年，康熙第二次南巡，偶获《耕织图》，感慨织女之寒、农夫之苦，遂命内廷供奉焦秉贞以楼俦原作为基础重绘《耕织图》，并于每图前亲题七言诗，且撰序文，钤印。

清朝后世皇室及各州府亦有多种版本《耕织图》，翻刻本屡见不鲜，尤以乾隆年间最盛，蔚为风潮。

此碑，乾隆皇帝以松花天石为材，命篆祖父康熙所作《持穗》、《耖》，并附恭和之文，一则显乾隆念祖父为民之劳苦，二则效法圣祖，不忘“衣食之道必始于耕”，三则耕事，国之根本，以天石为材，方显君王重视。此外，乾隆和作，字体明显小于康熙诗文，也可见乾隆对于康熙，十分敬重，不敢逾制。这一点从乾隆在位时间比康熙少一年，可窥一二。

自康熙始，其亲临农坛行礼祭祀，种试验田，到雍正多次亲自拉犁耕地，而后乾隆年间，天下已十分重视农桑，达农耕文明高峰。正因为统治阶层的以农为本，才现“康乾盛世”。

及至如今，此理亦未改变。此石碑将继续警示后人，民以食为天，唯有以民为本，方得长治久安，天下太平。

有缘人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