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60年的统治，为何在制作玉器上只花了59年？

清代宫廷制玉机构，有京城内务府造办处的制玉作坊，还有京外织造、盐政、关务监督等“八处”。乾隆在位六十年，其中有五十九年每年数次下旨承做玉器，只有最后一年因即将退位和身体状况不佳，而没有再下旨制作玉器。

内廷管理机构

一、内务府

内务府全称总管内务府衙门，它是清代直接服务于皇帝及其家族，并管理全部宫廷事务的专门机构。职能是：掌管皇家的财务、典礼、扈从、守卫、司法、工程、制造、作坊、饲养牲畜、园囿行宫、文化教育、皇室的饮食起居、宫廷杂物，以及管理太监、宫女等。其主要财政来源有国库颁银、关税盈余银、两淮盐政生息银、生产所得等。

清代内务府源自满族社会的包衣制度。包衣为满语，汉语意为“家奴”，于十六世纪清太祖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地区的战争中出现，成员主要是战争的俘虏及罪犯的后代。

关于内务府的设置时间，有说设立于清入关前的，有说顺治定都北京后设立的，但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些。《清史稿》记载：“初制，设内务府，以归属司其事。入关后，明三十二卫人附之，设内管领处。”

顺治亲政后，由于对内务府近臣不能完全满意，下发过“满洲近臣与寺人兼用”的谕旨，并规定，内务府所属各官员，均由内务府总管引见、补授。内务府事务由皇帝身边信得过的官员负责管理，一直延续了整个清王朝。

康熙时，重新建立内务府，陆续增设了几十个为宫廷服务的附属机构，使内务府的职能更趋于合理和完善。

内务府的最高长官为总管内务府大臣（简称内务府总管），没有职数，由皇亲国戚或皇帝身边的近臣担当，初为正三品。雍正十三年（1735），内务府大臣比照各部侍郎，改为正二品。

二、造办处

造办处是隶属于内务府并专门负责制造木器家具、被褥服饰、金银玉器、铜铁珐琅等各种皇家御用物品和器皿的机构。

康熙年间，造办处初设于养心殿，也称养心殿造办处。后又迁至武英殿北、右翼门西，门向东，前后五进院，共有廨舍四十三间，今已无存。

初设时,造办处管理大臣和官员无定额,设监造四人、笔帖式一人。

康熙十九年（1680）奉旨，武英殿设立造办处，设监造六人，派侍卫及司员管理，无定员。

康熙二十九年（1690）奉旨，西华门内文书馆设立造办处。

康熙三十年（1691）奉旨，东暖阁裱作移至南裱房，满洲弓箭匠也留在内，其余别项匠作俱移出，将慈宁宫茶饭房做造办处。

康熙三十二年（1693）奏准，造办处设立作坊。

康熙三十五年奉旨，设立玻璃厂，隶属于养心殿造办处，设兼管司员一人。

康熙四十四年（1705）奏准，武英殿造办处砚作，改归养心殿造办处，裁给监造二人。

康熙四十七年（1708）奏准，养心殿匠役人等，俱移至造办处。

康熙五十七年（1718）奏准，武英殿造办处珐琅作，改归养心殿造办处。

康熙朝，造办处已经颇具规模，额设玉匠、刻字匠、镌宝匠、画匠、染纸匠、铸匠、雕銮匠、木匠、竹匠、绳匠、漆匠、金匠、铜匠、灯匠、皮匠等各种匠役四百六十七名，六十三个不同工种。其中，玉作设有玉匠七名、镌宝匠一名、刻字匠十九名。此外，造办处还设库役九名、冰窖夫四十名，参与管理的一等太监二名、二等太监三十八名。

造办处管理太监的收入不高，一等太监每人每月银二两（后减为一两五钱）、米三斗；二等太监每月银一两、米三斗。匠役没有银两收入，但每人每月给米七斗五升（每斗米折银一钱）。此外，库役每人每月给米三斗五升，冰窖夫每人每月给米五升。

雍正元年（1723）奏准，造办处设六品库掌一人，并建立库房。不久，将炮枪处、珐琅作、舆图处、自鸣钟处等俱归并造办处管理，设六品库掌三人、八品催总九人、笔帖式八人。

雍正二年（1724）奉旨，在圆明园增设造办处。

雍正朝，造办处匠役达到五百九十六名。

乾隆十三年（1735）奏准，造办处设立督催所、查核房。

乾隆朝，养心殿造办处设郎中二人、员外郎二人、主事一人、库掌六人、笔帖式十六人。

乾隆朝时，由于业务范围的扩展和机构的扩充，造办处迁出了养心殿，位置大致在中和殿的协和门、熙和门西。此时，造办处的人员也不断地扩张，最高管理层设有管理大臣二人，总管造办处事务，由内务府选派；中层管理者有总管郎中二人、郎中一人、员外郎二人、主事一人、委署主事一人、库掌十人、委署库掌十五人，负责器物的制造；各作基层管理人员有催长十三人、副催长十四人、委署司匠一人、库守八人、栢唐阿四十人、领催二十人、苏拉三十人，承接具体差务。

造办处的作坊自康熙朝初设至乾隆末年，数量不一。多时六十几个，少时也有十几个。至嘉庆朝时，共有制器作坊十四个，分别是：如意馆、金玉作、铸炉处、造钟处、炮枪处、鞍甲作、弓作、珐琅作、玻璃厂、铜锴作、匣裱作、油木作、灯裁作、盔头作。其中，玻璃厂又设有窑房和碾坊，窑房烧造玻璃，碾房碾磨材料。此时各作匠役共计一百九十六名。

如意馆有玉匠、牙匠、画匠，金玉作有镀金匠、纍丝匠、磨玉匠、琢玉匠，铸炉处有铸匠、锉匠，造钟处有钟匠，炮枪处有铁匠，鞍甲作有鞍匠，弓作有弓匠，珐琅作有珐琅匠，玻璃厂有玻璃匠、吹玻璃匠，铜锴作有锴匠、铜匠，匣裱作有裱匠，油木作有木匠、漆匠，灯裁作有灯匠、穿珠匠，盔头作有盔头匠等。

造办处下设六个管理机构，负责器物制造的各个工作环节和全部工作流程。它们分别是：钱粮库、活计房、查核房、督催房、汇稿处和档房。

钱粮库：存贮金银并各项材料，按月发放活计用银，支付活计材料。其银两每年由两淮盐政，江宁、苏州等织造，粤海关、凤阳关、九江关监督，定时解到。

活计房：接办上传和各处来文制办活计，登档立题，交有关作承做。

查核房：估计核算活计尺寸做法、料工银钱，由管理大臣酌派司官办理，不固定。

督催房：各作活计，由管理大臣考量其繁简难易，定以时限。如限期内完成者，“承办官量予记功”；逾期未完成者，“核行记过”。凡三个月内记功或记过一次者，不奖不罚；记过二次者，官员罚俸两个月，无品级者鞭责二十；记功二次者，官员准红录一次，无品级者酌量录用。

汇稿处：凡各作实销稿件，由查核房送汇稿处汇办。各作有应缴回银两材料等项，由汇稿处赴钱粮库按款验收照复。其钱粮库发给各作银项已销未销各若干数目，每月缮具清单，送汇稿处呈明存案。

档房：造办处文书机构，办理本处与内务府各机构、各部院衙门、外省各衙署往来文移，登记并收贮档案。

三、广储司

广储司隶属内务府，是掌管财务出纳和库藏的机构，“设六库以储上用”，也就是说，皇上的日常用品都储存于此，故在内务府中的地位最高。

由于是管理御用物品的重地，根据清朝定制，皇上每年要亲自选派总管内务府大臣一人，亲自管理。另外还设总办郎中四人，“内二人由各部保送，兼摄”。郎中四人，其中银库二人，监管皮库、瓷库；缎库二人，监管衣库、茶库。主事一人，委署主事一人，职责是“掌库藏出纳之政令”。

广储司下设六库：银库、皮库、瓷库、缎库、衣库、茶库。其中，银库设于弘义阁内，其职能是“贮金钱、珠玉、珊瑚、玛瑙及诸宝石”，每月逢一、四、七日开库收发。

六库库房开启和关闭的时间，有严格的规定。六库每月库房开启日期是：银库、缎库一、四、七日，皮库、衣库二、五、八日，瓷库、茶库三、六、九日。只有在规定的日期，各库才能“开库收发”。

人员进入库房规定严格。雍正四年（1726）奏准：凡开库，令库官司库、未入流司库、库使三人共同启封，事毕照例封识。如遇夜间开库，值宿司库传六库值宿库使，跟随值宿总管率领开库。

清朝宫廷的库房管理制度十分严格，进库房办事必须由司库、库使二至三人到库开启库门，然后“同画押封、粘锁眼”，不准一人开启库房。如果奉旨到库房提取物品，而不是开启库房的日期，则该库官员要报知堂郎中，“方准开库”。

库房夜晚有一库管官员值班，每天下班前，值夜班的司库同库使，要把六库库房的钥匙收集在一起，顺治十二年（1655）奏准交内廷收贮，康熙四年（1665）谕令交乾清门侍卫保管，“次日仍分交六库”。

内廷制玉作坊

内务府造办处的制玉作坊，从康熙朝设立造办处时开始，到乾隆年间，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

玉作在清初是朝廷的唯一的制玉机构，后来逐渐被如意馆、启祥宫替代。此外，乾清宫、懋勤殿也为朝廷玉器的制作，做了大量的辅助性工作。

康熙朝，玉作额设玉匠七名、镌宝匠一名、刻字匠十七名。

乾隆朝，在宫廷造办处如意馆、启祥宫、玉作等作坊做工的玉匠主要有：姚宗仁，兼玉器画样，雍正七年（1729）入宫；刘景贤，乾隆九年（1744）入宫；杨起云，兼玉器鉴定，乾隆十年（1745）入宫；朱彩，兼刻字刻款，乾隆十年（1745）入宫；邹景德、金振寰、顾觐光，乾隆十二年（1747）入宫；李世金，兼刻款，乾隆十三年（1748）入宫；张君选，擅长雕琢，乾隆二十四年（1759）入宫；文旦，擅长仿古做旧，乾隆二十年（1755）入宫；回族匠围达蜜特、苏约尔达他也、苏丕掳子、苏丕，乾隆二十七年（1762）入宫；六十三，兼刻字，乾隆二十九年（1764）入宫；八十一、七十五，擅长雕琢，乾隆二十九（1764）入宫；蔡天培，乾隆四十年（1775）入宫等。

一、玉作

康熙朝，造办处的制玉作坊是玉作。此时，玉作的主要任务是承担宫廷内旧存玉器的修补、改制、收拾、光亮见新等基础性工作。同时，也少量加工制作一些简单的玉器。

雍正朝，玉作的工作性质和任务沿袭康熙朝的定例，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

乾隆朝，玉作除了承担小件玉器的制作、改作外，还承担松石、珊瑚、玛瑙、金刚石、玻璃、宝石、金银、竹雕、银母、玳瑁、珐琅、水晶等珠宝的配置和镶嵌工作。

玉作从它成立之日起，就没制作过什么像样的玉器，至多是承揽一些小件玉器的制作。乾隆朝中期，因玉作的活计实在有限，玉作还时时与金银器作坊合署置办器物，合并称之金玉作。

纵观乾隆一朝，玉作的制玉业绩可谓平平，但其机构建制一直到了乾隆晚年也没有正式取消，只不过乾隆一般不会令其制作重要的玉器物罢了。

乾隆五十七年（1792）二月二十七日，造办处准备让玉作“接做”一些活计。“接做”，意思是其他制玉机构的活计太多，做不过来，造办处分一部分活计，由其他制玉作坊代为制作。

此次接做玉器活计，玉作从广储司挑得存贮的二等皮糙玉十块，共重十三斤，并根据玉石的大小、形态，画得卧马、鸠、鹌鹑、双喜拱璧、子孙佩、双环瓶、夔龙杖头、斧佩、双喜娃娃、荔枝等器物。另外又挑得山料玉一块，重九斤八两，画得螭虎宝二份各三方。玉作将以上画样玉石交太监鄂鲁里呈送乾隆御览。

乾隆对玉作挑选的玉石及其画样表示满意，批准“照样准做”。但在决定是否让玉作接做这批活计时，乾隆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决定“俱留如意馆接做”。

乾隆晚年，玉作做过数量有限的小件玉器，供乾隆欣赏把玩。

乾隆五十七年（1794）九月初一，乾隆从承德避暑回京，为接驾用，玉作奉旨制作了一件白玉金鱼。这件白玉金鱼送呈乾隆御览后，乾隆指示“交木作配座”，而且还要先“画样呈览”。说明乾隆对玉作承做的这件白玉金鱼，还是欣赏和喜欢的。

二、如意馆

乾隆元年（1736）下半年，由于玉器制作任务逐渐加大，玉作已经难以胜任玉器的制作。造办处除了玉作制作玉器外，新设立的如意馆开始承接玉器的制作。馆内设有玉匠，开始了正规化、高层次的玉器制造，著名玉匠姚宗仁就在该馆工作了二十余年。

乾隆朝初期至中期，如意馆是宫廷制作玉器的重要作坊，尤其以制作精品小件器物见长。

乾隆朝中期以后，如意馆积压的活计越来越多，乾隆不得不将已经批准由如意馆承做的玉器，下旨改由京外“八处”等地承做。

乾隆三十八年（1773）八月二十三日，如意馆已积压“准样未做玉器五十六件”，其中不少是乾隆非常喜欢，专令如意馆承做的。无奈如意馆活计多、人手少，况且要制作一件好的玉器，也绝非几日之工，乾隆对此也心知肚明。

无奈之下，八月二十六日，乾隆批准将此五十六件玉器活计，“交长芦盐政西宁带去成做”。此时长芦盐政西宁手里玉器活计不多，为表示对皇上的一片忠心，西宁要求“还可以多做几件回去”。于是，乾隆又令造办处“挑得两块四等玉，一块画得云龙樽，一块画得兽面瓶，并随纸样一并交长芦盐政西宁大王成做”。

如意馆后来逐渐演变成宫中绘画之处，郎世宁等西洋画家皆在此供职。另外，圆明园内的洞天深处，也设有如意馆。

三、启祥宫

乾隆六年（1741），造办处新成立的启祥宫开始为朝廷制作玉器。此时，内廷玉作、如意馆、启祥宫三家制玉作坊并存。

用宫殿名命名的作坊，本身与宫殿无实际关联，只是就地命名而已。如乾清宫，做些瓷器挑选、配匣、鉴定等与瓷器有关的事情；秘殿珠林，任务是托裱大型字画、册页、手卷，挂屏制作，锦制品制作，改装册页，整修画作等。

玉作、如意馆、启祥宫三家虽然都是制玉作坊，但在分工上还是有所区别。

玉作在清初，特别是雍正朝和乾隆朝初年，一般是对前朝旧存玉器进行修修补补，抛光见新，或做些小摆件，很少承接较大器物。

如意馆是内廷集玉石分类、定级、画样、制作于一体的主要制玉作坊。

启祥宫只承接一些玉器小件器的制作，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八月二十一日，造办处曾挑选二等白玉两块，由如意馆画双猿、刘海戏蟾样，乾隆令“其双猿、刘海戏蟾留启祥宫成做”。此外，启祥宫还承担紫檀木活计的设计制作。

四、金玉作

乾隆二十二年（1757），造办处设金玉作，此后四年间，金玉作与玉作并存，随后玉作逐渐淡出，最终完全由金玉作替代。

金玉作应是乾隆朝造办处制玉机构改革的产物。一是当时许多玉器或玉石镶嵌装饰与金银材料分不开，如白玉错金嵌宝石碗等，需要懂得金银拉丝工艺的匠役参与制作，故在金玉作除有磨玉匠、琢玉匠外，还设有镀金匠、纍丝匠，专司制造金玉器物。二是内廷如意馆、启祥宫以及京外苏州、两淮等地制玉场所逐步成熟起来，玉作本身没有什么玉器活计可干，只是制作或改造一些小件玉器。此时将玉作改编为金玉作，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金玉作的主要工作是：玉器刷洗、修补、打磨、改作、安装、打眼、钻孔等；旧金属器熔化、金银器熔化、金属器制作改作、玻璃安装更换、洋瓷瓶黏结、宝石件改作、珠子打眼、收拾铜镜洋镜等。可以看出，此时金玉作已经是宫廷玉器等宝玉石制作的主要作坊了。

京外“八处”

除了内廷有玉作、如意馆、启祥宫三家制玉作坊，京外还有皇上亲自指定的苏州、扬州、天津、杭州、九江、江宁、淮安、凤阳等八处制玉机构，皇上及内廷人员一般将其俗称为苏州织造、两淮盐政、长芦盐政、杭州织造、九江关监督、江宁织造、淮关监督、凤阳关监督，统称京外“八处”。

依据清代定制，“八处”本无承办朝廷玉器制作的任务。由于乾隆皇上喜欢玉器，内廷的玉作坊做不过来，加之南方玉匠手艺好、技术高，这些地方的官员基本上是由皇帝身边的近臣和信得过的官员担任，由上述地方承办玉器制作，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京外“八处”的建立，使乾隆朝制玉事业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

织造、盐政、监督的职务品级，在清代吏部《中外大小正杂流土之文武官》中没有明确记载。因为这些为皇室承办御用品的官员，都是皇上的亲信和身边非常信任的人。他们根据皇上的喜好和需要，被任命和罢免，所以不会走正规的官员任免程序，并成为定制。

不过，《大清会典》中有如下记载：“总督巡抚兼盐政；盐政及钦差官与各官相见，均与学政同；运使盐道见盐政，与司道见督抚同；科目出身盐大使见盐政，与知县见督抚同。”由此可以看出，盐政、织造、监督等官的品级应为总督、巡抚级，即正二品或从二品。

顺治初年，在明朝旧制的基础上，在苏州、江宁、杭州各设织造局，负责织造上用、官用绸缎布匹，其为内务府机构，但财政支销由户部掌核。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的奏销，分由户部江南、浙江二清吏司兼管。同时，三织造职务并非由皇帝身边的人担任，而是由太监兼任。

康熙二年（1663）正月，康熙谕令：“特选内务府官各一就任三织造。”除了织造外，还另外配司库一人、笔帖式二人、库使二人，处理日常上用、官用绸缎布匹具体织造事务，每年向朝廷呈交以上织物成品一次。

除了负责织造绸缎布匹外，三织造还兼管关税事务：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江宁织造兼管西新关，杭州织造兼管北新关。

三织造的官员虽然由皇帝在内务府“贤能司官”中拣选，但其经费却由国家户部、工部支出。户部每年支出二十万零五十五两白银、工部每年支出二十四万七千二百四十四两白银，作为采办蚕丝、购买颜料、换取织缎、支付匠人工资、办理运输等费用。

到康熙年间，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已拥有织机二千一百零八部。

乾隆朝定制：江宁、苏州、杭州织造官员缺，由内府郎中、员外郎内简选引见补授。同时规定，设织造官三人：江宁织造一人、苏州织造一人、杭州织造一人，均于内务府司员内请旨简放。织造各随司库一人、笔帖式二人、库使二人，以岁供上用、官用之物。

清代税关有户关、工关之分，征收百货税的为户关，属户部；征收竹、木、船钞税的为工关，属工部。乾隆朝以后，江苏的淮安关、江西的九江关、安徽的凤阳关三处，也为朝廷承做玉器。三处的最高行政长官称监督。

清初沿袭明制，各省设巡盐御史。康熙始，改为盐政，以总督或巡抚兼任。

乾隆朝，负责盐业事务的两淮（淮南、淮北）盐政、长芦（直隶）盐政，也开始为朝廷承接玉器制造活计。

京外“八处”在京城都设有办事处，办事处负责人称“坐京家人”，也称“长随”。他们是京外“八处”与宫廷造办处之间的联络官，负责在京城办理接活送货等交接手续，同时也兼职为京外织造、盐政、监督的家人或亲朋好友来京城走亲访友、游山玩水提供服务。

内务府官员习惯称“八处”驻京负责人为“坐京家人”，而乾隆在其谕旨批文中，皆用“长随”之称谓。

“长随”一词最早出自宋太祖赵匡胤的金口御赐。一天夜里，宋太祖赵匡胤冒雪去宰相赵普的府邸，见有一名家人跟随左右，举止恭敬得体，便开玩笑地说：“这是爱卿的长随吧？”从此，长随的称谓流传开来。后来，宰相赵普家的那位长随还得了一个七品官衔，所谓“宰相家人七品官”的说法，即由此而来。

坐京家人（长随）是朝廷编制外的差役，皆由当地人充任。清代朝廷规定，地方官要实行任职回避制度，既不能在家乡任职，也不能在其直系亲戚做官的地方任职。因此，地方官每到一个新地方，为了尽快熟悉当地官场的游戏规则和风土人情，不得不使用当地的这些“能人”代其办事。

一、苏州

有“天堂”美誉的苏州是座历史文化名城，从春秋时代开始直到今天，已有两千六百多年的历史了。

三国时，孙权在此扩展势力，建立根据地。“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在此将一千多年来中国绘画中的工笔与写意两大不同流派融为一体，形成一派。更有山花野鸟愉情怡性的拙政园、集清代以前建筑之优点而又自成一体的留园、千人石上说“复社”的虎丘、“沧浪之水濯吾足”的沧浪亭、“亡国何由怨美人”的灵岩山等古代建筑园林和山水名胜，其中灵岩和虎丘更是被乾隆誉为“地方名胜，士民瞻眺之所”。

宜人的自然地理环境，加上厚重的历史文化熏染，历史上这里就“盛产”匠心独具、技艺超凡的能工巧匠。

苏州织造府邸设在苏州，织造用铜印，上刻“管理苏州织造”，印长二寸九分、宽一寸九分。

顺治初年，苏州织造局由监督一人、笔帖式一人、库使一人负责管理，三年一轮换。

康熙朝，苏州织造的奏销事务，由户部十四个清吏司中的江南清吏司代管。

康熙四年（1665）题准：毛青细布等项，由苏州织造承办。

乾隆朝奏准：苏州设纺织机六百六十三张，机匠一千七百八十名，挑花拣绣高手匠二百四十三名。由此可见，当时毛纺细布是苏州纺织业的主要特色产品。

从乾隆二年（1737）起，苏州织造开始正式向宫廷呈递制作的玉器。

乾隆二年（1737）九月初二，造办处七品首领萨木哈，将苏州织造海保委托家人六十五送到的白玉青玉笔抻十件、青玉连环十件，交给太监毛团、胡世杰，呈送皇上御览。

乾隆御览后令造办处颁旨：“将白玉笔抻一件、青玉连环十件留在内廷，其余归入织造海保以前送来的玉器内备用。”这批玉器，是雍正九年（1731）海保调任管理苏州织造事务时，承接的第一批宫廷制玉活计。

乾隆对海保承做的这批玉器甚为满意。几个月后的一天，催总白世秀将白玉带板大小一百块、青玉带板大小五十四块，呈送乾隆御览。

乾隆仔细观看这些玉带板，知道它们不是“大清江山”的东西，而是明代的宫廷遗物。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让海保将它们改做其他器型玉器。于是，乾隆令传旨：“着交与苏州织造海保处，仿古款式花纹，酌量做佩、璧、环、合符，三四层妆盒、双连环扇器等件。俟完时俱刻‘乾隆年制’款。不必甚急，陆续送来。钦此。”

两天后，乾隆又交给海保明代白玉素带板大小四十块，并传旨，还是让海保承做以上器型玉器，并俱刻“乾隆年制”款。

海保不负皇上所望，这批玉器虽然工艺不算复杂，但数量庞大，共计一百一十三件。海保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分五批，将这一百一十三件（套）刻有“乾隆年制”款的玉器制作完成，呈进给乾隆皇上。

海保在雍正朝时就是内务府郎中、皇上身边的近臣，善于揣摩皇上的心思，深知皇上的喜好，实为朝外官员仰望翘首、望尘莫及。乾隆即位后，海保见乾隆对玉器如此喜好痴迷，自然奋勉出力、办事勤干。从乾隆二年（1737）第一次向朝廷呈进玉器开始，就得到了乾隆皇上的充分信任。随后不到一年，即承接朝廷大宗玉器制作。从中可以看出海保的办事能力，以及当时苏州玉器制造业的兴旺强盛。

此后，苏州织造不断接到朝廷制作玉器的活计单，苏州为朝廷制作的玉器源源不断地送进京内。但此时苏州为宫廷制作的玉器仍以小件器物改制、刻款为主，其他玉器的制作，还是以宫内造办处的玉作、如意馆为主。

海保每年送往京城的玉器数量，远远超过了朝廷下发的制作指标，使乾隆对海保产生了怀疑。随后，苏州地方官员频频密奏，揭发海保的种种劣迹，这才引起乾隆对海保的注意和关注。

海保多少也嗅到了一点风声，知道自己一旦东窗事发，难免不被治罪。于是，乾隆四年（1739）九月二十八日，海保奏请皇上，请求“解任进京，伺候阙廷”。显而易见，海保请求解任苏州织造进京当差，是想摆脱罪责，见好就收，溜之大吉。

乾隆也假装糊涂，好像对官员密奏海保的事一点也不知。乾隆说：“此奏出于何心，朕甚不解。”但在暗地里，却令两江总督那苏图秘密调查。

乾隆从那苏图的调查报告中得知，海保每年进送朝廷的玉器，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海保利用手中的权力从苏州、扬州等地商户中搜刮、强买来的，在当地引起商民的强烈不满。此外，天高皇帝远，海保还借皇帝近臣的身份，生活奢靡，“歌弹吹唱，达旦连朝，扰人父母，跋扈一方”，导致当地官员的举报不断。

乾隆四年（1739）十一月，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张渠，题参苏州织造兼管浒墅钞关海保，“贪黩狂妄，暴敛横征，听任家人纵肆，勒买优伶，圈禁商人”。乾隆最终下令，革去海保的职务，“严审定拟具奏”。

乾隆陆续交办一些有难度的玉器器物的制作任务给苏州，是从乾隆八年（1743）时开始的。

乾隆八年（1743）十二月二十一日，乾隆摆弄着手头一套明代白玉杯盘，杯盘上的龙纹花纹甚为平淡，也无隆起。于是，乾隆令传旨苏州织造图拉：“找好白玉仿照此白玉杯盘成做一对，杯盘上做宋龙花纹，俱要拱起，细致成做。”

乾隆十五年（1750）八月十一日，乾隆挑了一块好白玉，令造办处玉画匠姚宗仁画了一张如意仙人纸样，交给图拉承做一件白玉如意仙人。图拉于次年二月二十二日，用了半年时间，在苏州行宫将白玉如意仙人面呈乾隆。此时，乾隆正南巡苏州，对苏州织造图拉承做的这件玉器甚为满意。

从此之后，苏州不断接到朝廷制作玉器的订单。一些玉器名作不断出现在苏州的官玉作坊，如：青白玉题诗璧、青白玉英雄、青白玉道茂叔观莲、白玉放鹤图等。

乾隆十七年（1752）三月三十日，苏州一次送交朝廷二十件白玉螭虎双友卮，而且工艺考究、制作精美。乾隆甚为喜欢，命在紫檀木座上刻年款，包锦袱，配文锦匣，送往乾清宫收藏。

乾隆初年，由于新疆准、回二部没有平定，新疆没有形成对朝廷的玉石恒贡制度，玉石供应多为当地土著领主进献，或朝廷派员前往零星采办，数量有限。由于苏州是明清两代南方商业中心之一，商业氛围浓厚，玉石市场繁荣，新疆的玉石商人不断贩运玉石在此售卖，交易活跃，苏州织造为朝廷承做的玉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本地市场或到新疆采买玉石来制作的。

苏州这种自办玉石的状况，在乾隆十二年（1747）停止了。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一日，太监胡世杰交给七品首领萨木哈八块青玉，并传皇上的话：“着传与南边（苏州），从前传做玉别子，如买得玉，即成做送来，嗣后不必买办玉；若未买得，用今交去之玉照样成做，嗣后亦不必买办玉，京内陆续将玉发去成做。”

乾隆停止苏州自行采办玉石，自有他的考虑。因为此时已有传闻，说当地官员借采办玉石，滥用职权，损公肥私，借机发财。因当时找不到确凿的证据，乾隆也不便追究查处。乾隆担心这八块青玉起不了多大作用，十五日和十八日，又分别追加了三十二块和三十六块。

乾隆十九年（1754）十月十一日，监察御史安宁将苏州织造托人带到的一件白玉腰圆花囊、一件白玉圆合符转呈乾隆皇帝。乾隆看后，对两件玉器的制作工艺和水准大为不满，遂发布谕旨：“安宁所做白玉腰圆花囊、白玉圆合符甚糙！着交如意馆往细致里做。”这是乾隆朝苏州承做朝廷玉器的第一次返工，并由造办处如意馆改做。说明当时苏州的制玉水平，还没有完全达到宫廷的制玉要求及造办处制玉作坊玉工匠的制作水平。

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二月三十日，乾隆再次对安宁制作的玉器提出了批评。两年前，乾隆得到了一块上好的黄玉，爱不释手。该玉质地细腻，颜色纯正，抚之有油腻感，是块上好的黄玉子儿料。黄玉子儿料比白玉子儿料还要稀少和难得，宫里称这种玉为“甘黄玉”。“甘”，即像糖一样甜腻。虽有上次制玉粗糙的教训，但毕竟已过去四年了，乾隆还是把它交给苏州织造安宁承做一件双环瓶。

不知安宁是觉得这块黄玉太贵重了，舍不得下刀，还是因有过上一次的教训，而过于谨小慎微，双环瓶上的花纹没敢往深里刻。

乾隆看到朝思暮盼的甘黄玉双环瓶后，见花纹图案刻得如此浮浅，没有层次，就气不打一处来。乾隆对玉的雕刻深度很在意，他非常喜欢图案雕刻得有深度、有立体感。图章也多次下旨要求雕刻要深。此次乾隆本想发火，但一想事已如此，如意馆还能返工，也就没有过分追究。但还是传旨安宁：“花纹做得浅，着寄信安宁，嗣后再做有花纹的古玩，要往深里刻。”

但没过多久，让乾隆恼火的事情又发生了。就在乾隆批评安宁黄玉双环瓶花纹雕刻太浅后的第二个月，乾隆又交办安宁一件玉器改做活计。这件准备改做的玉器，是明代的一块青白玉玉牌，质地莹润肥厚，有油腻感。乾隆不喜欢明代的玉牌造型，让安宁改做一件夔凤玦。

乾隆二十四年（1759）六月初九，安宁将改做后的夔凤玦，连同其他承办的玉器一同送往京城。员外郎金辉特地将夔凤玦挑出来，交给太监胡世杰呈送乾隆御览。乾隆接过改做后的夔凤玦，只粗粗一看便面带愠色。夔凤玦雕刻得不够精细，打磨也不光滑，挺好一块玉，就这么给糟蹋了，这让乾隆大为光火。

乾隆令内务府传旨安宁：“青白玉夔凤玦做得甚糙！嗣后再做此糙活计，使不得！”

苏州为宫廷制玉屡遭皇上的批评和斥责，这是为什么呢？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随着乾隆对玉器的喜爱程度不断加深，送往宫外的制玉活计逐年增加，乾隆似乎不注意苏州当时的人力、物力、财力的状况，只要是自己喜欢，就尽管下谕旨制作玉器。特别是平定准噶尔、回疆二部以后，新疆玉石大量进京，乾隆自然不胜欢喜，频频下旨苏州承做玉器。玉器制作费工、费时，一件简单的玉器雕件，从开石到制作完成，往往需要半年多的时间。如果是瓶壶或较大雕件，更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大量的玉器制作任务，使得苏州难以承受。但皇上经常催促制玉活计“怎么还没有做完送来”，制作粗糙难免发生。二是苏州织造官员多好大喜功，为营造地方政绩工程，铺设自己的仕途之路，往往不顾现实情况，在朝廷玉器制作上只顾“多拉快跑”，在皇上面前邀功请赏，最终导致了粗制滥造现象的发生。

乾隆一旦对某个人或某个事务产生看法，往往很难转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点固执或记仇。如果苏州在玉器制作上，别总摆“老大”的地位，往往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因为京外制玉机构有了“八处”，乾隆在玉器制作上有了更多的选择。苏州接办朝廷的制玉活计也随之越来越少，最后发展到无活可做的地步。

乾隆五十一年（1786）九月二十八日，苏州织造四德来文请旨，说近来奉旨传办的活计较少。请求“如有应办之件，给发来苏，接续办理。俾得悉心巴竭，以尽职司”。

这个时候，原任苏州织造舒文已调离苏州回京任总管内务府大臣。舒文在任时，深知因得不到皇上的信任，导致没有什么活计制作的苦恼。此时，舒文没忘了在制作玉器活计分配上，关照一下苏州，多分些活计给他们。

在看到四德来文的当天，舒文亲自挑选子儿玉十五块、山料玉二块，并请旨皇上：“拟交苏州织造四德成做玉宴盘九件、玉宴碗二件、玉爵盘三件；拟交江宁织造成善成做玉宴盘二件、玉宴碗一件。”舒文心里明白，如果都让四德承做，皇上一定能够察觉，说他偏袒苏州。所以他把江宁织造列上作为陪衬，因为他知道，江宁织造的制玉水平远不如苏州，皇上一定会通过此项所请。

没想到，乾隆对苏州的“旧事”仍耿耿于怀。乾隆阅览后，不假思索地在奏请折件上批示：“将宴盘十一件、宴碗三件、爵盘一件交两淮成做，余剩爵盘二件交苏州成做。”

这一年的十二月初一，乾隆查看大宴玉餐具，发现有不少玉碗、玉盘等餐具颜色不一致，他令舒文查看具奏。

舒文调查了解后得知，大宴桌上共有玉盘、碗、盅、碟共计一百五十一件，其中有五十九件颜色不一致，需进行补造。舒文想，这次需要补造的玉器量很大，苏州怎么也能承接一批活计了。于是他到银库挑得山料玉六十七块，够做盘、碗、盅、碟七十三件。

舒文请旨乾隆，拟交两淮盐政征瑞承做酒宴盘三十二件；拟分发苏州织造四德承做群膳碗十件；拟交长芦盐政穆腾额承做高头碗十件；拟交江宁织造成善承做高头盘三件、看盒盅八件；拟交杭州织造额尔登布承做垂手盅十件。

舒文这次行文，精心设计了“八处”排次，把两淮放在了最前面，承做的件数也最多。乾隆上一次还给苏州剩了两件活计，这一次却一件未留。

乾隆令造办处传旨：“准照所拟发交各处成做，惟苏州四德处不必发给。将群膳碗发交长芦成造，长芦成做之高头碗改发两淮成造。”

苏州接办朝廷的玉器活计虽然减少，但乾隆对苏州所做活计的指责却没有因此而减少。

乾隆五十二年（1787）正月初五，苏州送到一件汉玉龙尾觥。乾隆对内务府的官员说：“做得粗糙，口亦做厚了，所用工价不准报销。传与四德，嗣后成做活计，俱往细微里成做。龙尾觥交如意馆，将口往薄里改做。”

同年三月十三日，乾隆又因苏州做活太慢下旨：“苏州现做青白玉‘兰亭计’山子陈设，为何至今还未做得？两淮‘大禹开山’尚且做得，并在途解来京中。着传与舒文，寄信催问。”

乾隆晚年，苏州奉旨传办的玉器制作活计越来越少，几乎到了快揭不开锅的地步。苏州织造四德苦思冥想，暗自发泄对舒文的不满：自打接了舒文这活儿，就没少挨皇上的批评和数落，苏州的玉器制作在皇上心目中一直就翻不了身。而且，目前苏州几乎到了无玉器可做的地步，这全和你舒文脱不了干系，你不能坐视不管。

乾隆五十四年（1789）二月二十七日，四德提笔给舒文写了一封信，恳请舒大人在皇上面前说说情，下发点活计承做。信中说：“窃照苏州衙门向有奉旨传办活计，可近年以来，传办活计稀少。现自正月份存苏办做者，只有十一项。除青玉佛一尊、汉玉瓶四件工次较大，一时尚难完竣，其余六项，约计三、四、五日间即可分期恭缴，以后即无活计承办。相应咨明贵处，转为奏明请旨，如有应办之件，无论难易大小，给发来苏，俾得接续办理。本衙门将实心实力，细致成做，如期恭缴。”

舒文阅信后，马上传知属下：“将如意馆存收未做活计内，查办数项，奏明发给。”随后，舒文将四德的来信附在拟办清单前，一同呈送乾隆皇上审批。

乾隆虽然对苏州数次奉旨承办的活计质量甚为不满，但念四德昔日也是自己身边信任的近臣，苏州也曾是京外为宫廷制作玉器的首选之地，聚集的能工巧匠和制玉大环境，在当时还是位居其他各处之首，还是答应了四德所请。

乾隆在下发的谕旨中写道：“俱准发往苏州，照样细致成做，册宝按本文刻字。”

这次发给苏州的活计不但数量多，共有十余件，而且还给了苏州几件宝册让其刻做，这也是近年来少有的事。

四德这次没有辜负皇上的期望，仅用三个月就做成旧玉玉兰花插一件，四个月做成青白玉册宝一份、旧玉象一件，五个月做成皮糙玉觥一件、青玉奶茶碗三件。活计做得既快又好。

乾隆看到苏州送来的玉器后，甚为满意，令传旨：“将青白玉宝册交宝月楼，旧玉玉兰花插交宁寿宫，玉象交热河等地收贮陈列。”

从此之后，乾隆朝官督制玉业所在地之一的苏州，奉旨传办的玉活计逐渐多了起来，再次得到了乾隆的信任。

历史上，苏州出能工巧匠，制作的活计物件素有“苏工甲天下”的美誉，仅仅出现一两次粗糙的玉器活计，不能否定苏州的传统优秀手工业。虽然不少大型名雕玉器没有出自苏州，但由于得益于春风化雨的人文地理环境，在玉器的工艺制造上，还是给后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扬州

从乾隆十九年（1754）苏州承做的玉器第一次遭到批评指责开始，乾隆就产生了要打破目前这种京外一家独揽宫廷玉器制作的垄断局面的想法。行业做事要有竞争，没有竞争，苏州一枝独秀，难免再次出现粗制滥造的现象。考虑再三，乾隆决定在玉器制作行业内引入竞争机制。他首先选择了扬州。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乾隆朝，两淮盐政驻扎扬州府。古代的扬州城，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虽然没有苏杭的湖光水色、人杰地灵，但也是夜市千灯，高楼红袖，别有一番江南水乡迷人的景色。特别是扬州的园亭建筑，以假山叠石取胜，水石相映、若实还虚的幽静画面，实为人间妙景。清人对江南名城有这样的评鉴：“杭州以湖渠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

清初，宗室成员可借两淮盐政银两生息自用。康熙二十七年（1688）议准：“停止宗室官员借支滋生银两，由户部拨三十万两交两淮盐政生息，所得银两解交户部，以备宗室觉罗恩赏之用。”由借公款生息自用，到划拨一定数额的公款生息私用，实际上都是借鸡下蛋、公款私用。由此可见，两淮盐政的地位特殊，在皇帝眼中另有一番重要作用。

早在乾隆十六年（1751），当时还在长芦盐政任上的高恒，就曾在预备皇太后六旬万寿庆贺时向乾隆暗示，自己手下有管辖的商人，能够资助办理皇上玉器贡品。乾隆佯装听不明白，未予以理睬。高恒心里明白，乾隆之所以不允准，是在平衡各方利益关系。

乾隆十八年（1753）四月，江苏巡抚庄有恭奏报：“淮民不知纺织为何事，请求招募织工，配备织具，设局教习。”时任淮关监督的高恒见是个好机会，主动用生息银捐款，在板闸设局，教民学习。乾隆闻此御批：“甚好。”此事在乾隆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以往，乾隆多为地方官员奏请此类事情借机向朝廷要钱而烦恼，因为全国此类事情太多，朝廷库银有限，不能一一解决。

乾隆二十四年（1759）正月，已就任两淮盐政的高恒，听说陕甘地区军粮银两紧缺，随即号召两淮商众自愿认捐银一百万两，以解陕甘地区军需屯务之用。

乾隆知道此事后，令军机处传旨：“该商等踊跃捐输，其急公之志，深属可嘉。”这次募捐行动，又让乾隆加深了对高恒为朝廷分忧解难、尽职报国一片忠心的了解。

乾隆二十五年（1760）五月初四，经过充分酝酿和前期准备，扬州正式承接朝廷玉器制作。这天，乾隆交给两淮盐政高恒青白玉料三块，要求制作三件双管瓶，并俱刻“大清乾隆仿古”款；青玉碗一件，刻“乾隆年制”款。

承办制作朝廷玉器这一年，正逢乾隆五十寿辰。高恒心里琢磨着，应该借此机会在皇上面前好好表现一下，让皇上进一步认识和了解自己的人脉关系和办事才干。

首次承办朝廷玉器制作，两淮盐政高恒没有辜负乾隆的厚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乾隆甚为满意，大加赞赏。

高恒没有因受到皇上的褒奖而就此罢休。八月初三，在乾隆五十寿辰前夕，在精心筹划了一番之后，高恒为乾隆皇上献上了一份自乾隆登基以来无人可及的大礼。礼品包括玉器、瓷器、青铜器、景泰蓝、雕漆器、竹木器、盆景、洋漆鎏金器、丝织物等，共计九大类四百三十七件，开清朝定鼎中原以来臣僚进献朝廷贺礼之先河。其中玉器四十件，品种有磬、如意、觥、卮、卣、杯、盘、盖碗、盅、壶、樽、暖手、洗、水盛、笔抻、臂搁、琴拂、拱璧、陈设等，不乏白玉、黄玉子儿料等名贵玉种。从中可以看出，扬州制玉业由来已久。

高恒此番进献的玉器，大部分取自民间，而不是官属玉作坊所做。高恒仅靠养廉银办不了如此多且高档次的贡物，可见高恒与当地商人关系非同一般。

乾隆阅此进单后瞠目结舌、惊异万分。他想，一般官员平日里进贡也就三五件，逢朕正寿年份最多也就十几件，高恒竟然呈进了四百多件。其中，白玉龙马赋图陈设、黄玉方龙觥、白玉夔龙觥等，过去朕怎么都没听说过，高恒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养廉银？高恒难道不怕朕以财产与收入不符治他的罪？但又一想，高恒不是曾经奏报过有属下的商人愿为朝廷尽点力吗，还曾捐款以解“陕甘”军需屯务之急，看来高恒他还是对朕忠心，真心想为朝廷做点事。这次看在他父亲内阁大学士高斌的面子上，就不予以追究了，但礼品一件不收，照例“驳出”就是了。以后要对他多加小心，以防他假公济私，中饱私囊。

随后的日子里，高恒为朝廷尽心尽力置办玉器，不仅交活快，并且质量还好。尤其以制作仿古玉器见长，所做瓶、卮、觥、钵盂，还有寿星、罗汉仙子、善财龙女等摆设雕件，深受乾隆皇上的喜爱。高恒也深知此机遇良缘的来之不易，在任上更是实心办事、尽职尽忠，以求官运亨通。

高恒在做官与金钱的道路上谨慎行事、小心再三，但没想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月，理藩院尚书富德因利用职务之便，向蒙古索取马数千匹在自家马场放养受驯。为减轻罪责，富德供出扈从皇上南巡时，曾带野生特等人参七斤，交高恒变价三千两白银。

乾隆闻此大为不悦，但还是给高恒留足了面子。乾隆在刑部办文上批示：“高恒身为盐政，不应允从，即伊敦请不已，亦当据实参闻，乃代为售卖，殊属不是。但查此参系带至苏州变价，尚非高恒所属地方，且所与价值，亦无逢迎多给之初。高恒着传旨申饬，加恩仍留盐政之任。嗣后，凡事皆当谨慎，不可复蹈故辙。”

这次倒卖的是人参，如果是玉石，恐怕就要革职入狱了。高恒深知此次大难不死，是自己的造化，感叹“春冰薄，人情更薄；江湖险，人心更险”，官场险恶，人心叵测。

乾隆通过此事，觉得高恒虽是个人才，但擅做主张，胆子也不小，以后还不知道会生出什么事来，还是找个机会把他调离为好。

乾隆三十年（1765）五月，乾隆以“高晋（高恒的兄弟）现授两江总督，高恒应行回避”为由，将高恒调回京城，署户部侍郎。

乾隆朝，官员没犯什么错误就调离岗位的，实属不多见。乾隆自己感到有点过意不去，随即下令高恒为户部右侍郎兼总管内务府大臣、署理正黄旗汉军副都统，这也算是对高恒有了一个补偿。

接替高恒就任两淮盐政的是原淮关监督普福。普福任两淮盐政不到三年，承做的玉器式样没什么改变，倒是多了些卧牛、螃蟹、蟾蜍、鹌鹑、鸠、鹰、卧象、娃娃等小动物摆件。从普福个人进贡给乾隆的玉器看，瑞玉合欢刘海、汉玉天马呈祥、汉玉刘海戏蟾、白玉三猿献寿等小雕件不少，这可能也是这个时期扬州为朝廷制玉的一个特色。

普福在任政绩平平，在办理盐务上虽比高恒谙练，但在破除情面、直言不讳上，确不如高恒能据实具奏。

乾隆三十三年（1768），普福因未能及时奏报属员“急图盐数加多，虚数捏报，短少盐斤”的事实，被调任淮关监督。

乾隆三十三年（1768），供职广东粤海关的尤拔世接替普福任两淮盐政。尤拔世原为凤阳府知府，因职场过失，屡遭乾隆申饬。又因驿站马匹疲瘦不报，被降二级调用。后接替唐英任九江关监督并署理景德镇窑务三年，曾拟用一万一千两养廉银中的九千两烧造瓷器，以赎以往职场过失，被乾隆以“此皆细事不足较”为由，不予领情。

尤拔世任两淮盐政后，确实曾想改头换面，让皇上另眼相看，一来两淮盐政这个职位是个肥缺，众人企盼不可及；二来两淮自然资源富饶，百姓富庶，其他地方不可攀比。孰料，尤拔世上任不久，就因玉器制作粗制滥造，被乾隆训斥了一番。

乾隆三十三年（1768）七月二十六日，乾隆接到尤拔世送到的皮糙玉仙山陈设一件。这种带皮玉料较为难得，乾隆甚是喜欢，每每下旨制作器物时，都要特意指示留皮，不要去掉玉石表面因长年风吹日晒留下的皮糙和颜色。用皮糙玉做得的玉器，应算得上是玉器中的上品了。

但这次乾隆不但不喜，反而大为不悦，活计粗糙不说，做法上也说不通，山形雕琢也很随意，不达情理。乾隆一面指示将此“半成品”交如意馆改做，一面传旨尤拔世予以训斥，说此皮糙玉玉质颜色甚为难得，但仙山平面“样法不通，做的又糙，山上亦无皴皱，尤拔世着予以申饬，另选好玉料往好里想法做”。

这是乾隆第一次指责两淮玉器制作活计粗糙，也是档案文献有记载的唯一一次。

尤拔世感觉很窝囊，怎么这事就让自己赶上了呢？扬州官署玉作坊还是普福在任时的那帮小子，怎么普福在时就没出现问题，偏偏我刚一到任就出问题了呢？是不是他们存心捉弄我是新来的呢？尤拔世越想越生气，决定日后只要是有空，就到玉作坊督造，照着来样一一核校，或让熟悉和了解雕刻艺术的家人巡查，如有消极耍滑、偷工减料之事，及时通报，必以违抗朝廷谕旨解京治罪。

这样一来，扬州官署玉作坊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乾隆下旨承做的不论是较大件白玉碗、青白玉盘、白玉象耳瓶、白玉文王鼎、碧玉羽觞洗，还是小件白玉鼻烟壶、碧玉朝珠等，都让乾隆很是满意。

任上如履薄冰，工作小心翼翼，该及时汇报的汇报了，该督促检查的也督促检查了，自身也洁身自好、一尘不染，两淮盐政的宝座怎么也得坐上几年吧，但事情往往不能随心所欲，而是事与愿违。

在两淮盐政任上两年后的一天，尤拔世听说各盐政、监督、织造将有人事变动。他急忙派驻京家人李静存打探消息。李回信称确有其事，不过皇上没有考虑两淮盐政的人事变动，尤大人应该继续留任。

按照清朝旧例，任命或留任官员都要及时谢恩，否则要被训饬。尤拔世面露喜色，忙拟折送京谢恩。

军机处大臣开折后大为吃惊，怎么皇上还没下旨公告的事，下面就知道了呢？随后，军机大臣拟折奏报乾隆：“尤拔世误听留任之信谢恩，请交部察议。”

乾隆看后想，尤拔世是老糊涂了吧，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这事儿要是捅出来，朕也不好留你了，还是找个理由把他调回京城吧。

乾隆随即下旨：“尤拔世闻信未确，冒昧谢恩，以盐政留任辄露欣喜之意，不过近于器小。况伊年力就衰，亦难胜两淮盐政之任。尤拔世着来京候旨。”

官场上的事就如天上的风云，有时你很难预料，即使预料到了，那也只能是预报。官员升迁进职的仕途之路，更是险象环绕，荆棘丛生。你可能不会被一块石头绊倒，但有可能被一根稻草缠绕而不能前行。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一月十日，尤拔世病死京城，享年七十六岁。

乾隆三十五年（1770），原长芦盐政李质颖，接替尤拔世任两淮盐政。五年后，李质颖升迁安徽布政使，原淮关监督伊龄阿受命巡视两淮盐政。

伊龄阿担任两淮盐政时期，扬州为朝廷开始承做大型玉器。

乾隆四十一年（1776），也就是伊龄阿就任两淮盐政的第二年，他接到乾隆皇上谕旨：“重五千斤玉一块，做瓮一件，交两淮盐政伊龄阿处成做，其钻心并回残不必送京，即着伊龄阿顺便交苏州织造舒文，成做宴上盘、碗、盅、碟、瓶等件。”

这是朝廷第一次下旨承做千斤以上玉器，乾隆偏偏交给了两淮而没有交给苏州承做，伊龄阿感到莫大的荣幸。伊龄阿知道，如此大的玉器，即便是昼夜兼程赶制，也要四年的时间，这件事一定要在自己的任上完成，否则不是给别人做嫁衣裳了吗？

伊龄阿自认为是官场上的老手，早在淮关任上，因征收税银得力，就曾受到乾隆的奖赏。他知道要想得到皇上的赏识，就要投其所好，多做让皇上高兴的事，以后还愁仕途不一帆风顺吗？

就在接做大玉瓮这一年的春天，适逢乾隆巡视山东，南方各路官员前往接驾，进呈礼物。伊龄阿自然也照例前往迎候，同时也想借此机会好好“伺候”一下皇上他老人家。为此，他精心准备了乾隆喜欢的玉器文玩。

这一年开春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八次进呈礼物，这在以往各地官员进献礼物的记载中是绝无仅有的。进献的玉器主要有白玉四环如意樽、白玉凤樽、白玉瑶台仙山、白玉文房、白玉盘、白玉鞭柄剑把、汉玉一统樽、白玉万代樽、汉玉双螭洗、白玉寿山、青白玉紫云峰山子、白玉福寿如意、镶玉河清海晏万年如意、白玉祥云景福如意、汉玉拱璧、汉玉暖手、汉玉七贤山、汉玉文带、白玉寿星赞壶、白玉螭龙瓶、白玉提梁卣、白玉象鬲鼎陈设、白玉五子觥、白玉福寿水注等，共计一百四十二件。其中，三月十四日，伊龄阿还代扬州商人江正大呈进玉器十四件。

但伊龄阿以上所呈献的玉器，均被乾隆一一退回了。在乾隆万寿前夕，伊龄阿继续进献礼物两次，呈进玉器二十一件，除了紫檀细雕嵌白玉人垂拱万年三屏一座、紫檀细雕两面嵌白玉人安乐图插屏一对、紫檀细雕垂拱万年宝座一尊被收下外，其余也被乾隆悉数退回。

如此频繁地进献礼物，最终让乾隆产生了怀疑，可是又让乾隆找不到很好的借口处置他。伊龄阿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业务纯熟、独当一面。这让乾隆挑不出什么毛病。仅仅因为给皇上献礼多了就被拿下，于情于理似乎都说不过去。但伊龄阿如此的阿谀逢迎，讨好皇上，败坏职场风气，又让乾隆心存疑虑、放心不下。此风气如果不予遏制，在京城内外官员中蔓延，人人攀比，争相进献，官场风气将严重败坏，吏制腐败将以另一种新面孔出现。

考虑再三，就在这一年万寿节过后的十月，乾隆终于下了决心，令内阁颁发了一道谕旨。

乾隆在谕旨中对内外大臣说：“伊龄阿办理盐务尚无不妥，但伊今春至山东接驾时，见其进贡独多。伊一人养廉断不能办，且诸事颇露高兴，与盐政不甚相宜。伊曾任淮关监督，征收税务尚系熟手，因将伊调管淮关，寅著调补两淮盐政。”

伊龄阿非等闲之辈，在淮关不能为朝廷置办玉器，但寅著留下的烂摊子，又让他看到了希望。他知道皇上重视一个人的才干，最看不上平庸无能之辈。寅著在淮关干不好，在两淮也不会干好。自己一定要在淮关任上干出点名堂来让皇上看看，还愁没机会回到两淮盐政这个位置上吗？伊龄阿还惦记着大玉瓮的事，这份大礼不能拱手让一个平庸之辈拿了去，这让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的。

伊龄阿在淮关任上勤勉办事、真抓实干，加班加点、不辞劳苦，不到两年的时间，不但补上了寅著留下的税银亏空，还有不少盈余。而寅著在两淮任上这两年，业绩平平，无所作为，办贡不用自身养廉银，而让商人出钱代办，这让乾隆甚为恼火。

乾隆心里盘算着，寅著你在淮关征收税银不力，亏空甚大，曾申请用养廉银分年赔缴。朕担心分年赔扣，财力未免拮据，并念你平日办事尚属谨慎，降旨调任两淮。你不但不珍惜从新做人的机会、感恩报答，反而不思进取、平庸懈怠，盐政办贡也让商人代为出钱，“日久累商，必生弊端”。

乾隆四十三年（1778）五月，乾隆一纸调令，将寅著又调回了淮关，伊龄阿再回两淮。

乾隆在调令中说：“寅著人甚糊涂，盐政断非伊所能经理。伊龄阿在淮关两年，关务渐有起色，故仍调两淮盐政矣。”

最后，乾隆也没忘了在调令中数落寅著几句：“盐政办贡，惟取给予商人，而本任所得养廉，大率存留不动，所谓慷他人之慨，谁则不能！”同时，乾隆也提醒伊龄阿，不要沾沾自喜，要“痛改前非，勿萌故智，仍蹈前辙”。

伊龄阿重回两淮后，勤奋工作，出台规则，酌定章程，严办私盐贩卖，尽心尽力办理朝廷贡玉事宜。

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二月二十三日，历时三年半而精雕细琢的“云龙山水大玉瓮”，终于告竣送到京城。乾隆特颁谕旨：“着在宁寿宫乐寿堂安设。”

伊龄阿自感功德圆满，忘记了乾隆的谆谆教诲，故智重萌，复蹈前辙。就在大玉瓮告竣送京后的第二年，伊龄阿又指令扬州商人代进贡物，被乾隆斥为“实属旧习未除”，并传旨申饬，“调离两淮盐政，前往粤海关就任”。

伊龄阿不满皇上的安排，内心异常郁闷，到任四十余日只谈公事，并不谢恩。

乾隆闻此大为恼火，令内阁传旨：“伊龄阿到任四十余日，有折只谈公事，并未谢恩，是其因调任粤海关监督，意存不满即此可见。着传旨申饬，问其何故，据实回奏。且伊不必往粤海，令其自酌。”

伊龄阿就这么着被乾隆给“挂”起来了，整日无事可做。其实，乾隆很赏识伊龄阿的才干，很想用他，即使伊龄阿如此屡教不改，乾隆还是发出了“才具素优”的感叹。

一年后，伊龄阿又回到了两淮盐政的任上。两年后，伊龄阿被授为内务府总管大臣，直至乾隆归政，病死京城。

伊龄阿是个可圈可点、让人在记忆中难以忘却的官场人物。在清代职场上，他是为数不多的“才具素优”，同时又毛病颇多、旧习难改而让乾隆难以割舍、欲罢不能的人物。乾隆颁旨承做的五千斤大玉瓮，在他任两淮盐政时完成。近万斤的青玉陈设“大禹开山”，也是在他任上接手承做。仅此一点，我们也该为他在中华玉器史上留下一笔，填补他在职场上风雨飘摇、颠簸荡漾的不足和缺憾。

京外各处承办朝廷御用贡物，系由地方承办官员委托当地商人具体承做。承做的贡物验收合格后，按商人的实际报价，由朝廷出资买单。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流程，这里面的猫腻和学问可就大了。多报多支，虚开浮开，套现朝廷银两之事时有发生。更有甚者，官商相互勾结，将上报朝廷贡物的成本做大，朝廷据此拨付银两后，再由制作商回扣给承办官员。这类事，由于手段狡猾、做法隐蔽，往往很难被朝廷发现和抓到，即便感觉官员在从中套现和吃回扣，也很难发现证据并给予相应的处理。这样的漏洞，使得朝廷每年损失官银上百万两。

乾隆三十五年（1770）三月二十五日，内务府发现，扬州承办的玉器，其费用逐年增加，而数量、款式、玉石原材料的费用等，并没有什么变化，于是展开调查。

内务府派员对两淮盐政尤拔世所报乾隆三十三年（1768）支出的银两数，与当年进贡的玉器，“逐件估对价值”，查出“多余浮开，应核减银五千五百余两”。同时，总管内务府大臣福隆安向乾隆建议，“令该盐督，照例解交造办处”。

乾隆知道这事很难处理，若让该盐督赔补，最终这银两也不会出自他的腰包，还是要由商人代付。

于是，乾隆令内务府发布了一道谕旨，这可能是乾隆任上最为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谕旨。谕旨称：“伊尤拔世贡件，系交各商承办，若着令赔缴，尤拔世必仍令商人按数补解，又致累及众商。着加恩免其赔缴。”

三、天津

乾隆朝，长芦盐政驻扎天津，并兼管山东盐政，系“钦差御史巡视，一年更代”。

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起，长芦盐政开始为朝廷承做玉器。这一年的年初，乾隆让造办处将二十块白玉，交长芦盐政金辉画样，想先看看天津玉匠的画工水平，再决定是否让其承做。

六月初六，长芦盐政金辉将赶制的玉马、玉熊各一件送京，并画了十一张画样，交太监胡世杰送呈乾隆御览。

金辉未经请示批准，先做了两件玉器，一来想让皇上看看天津匠人的手艺和才干;二来也想在皇上面前表露一下自己在工作中“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进取精神。不料乾隆并不领情。乾隆本想申饬一下，但再三考虑还是放弃了，决定颁旨给金辉泼点冷水为好，以免他日后过于自大。

乾隆在给造办处的谕旨中写道：“玉马头做大了，玉熊脸扁了。玉子儿内已动手者，仍旧成做，未动手之玉，着送来交如意馆画样呈览，准时发去照样成做。”

天津长芦盐政金辉第一次承做朝廷玉器，就遭到了乾隆的批评，虽事出有因，但也可以看出，乾隆对天津玉匠的做工和画样并不满意。

当时京内外玉作坊就那么几家，远远满足不了乾隆对玉器的需求，在京外陆续开办官属玉作坊，已成大势所趋。那么，乾隆怎么就选上天津了呢？

“天津”这个名字，是明成祖朱棣颁旨特赐的，是“天子经由之渡口”的意思。因为有着大清国北方沿海海陆交通枢纽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天津在漕运中逐步兴起，市集也因此日趋繁荣。锅店街、针市街，以及牛行、驴市、布店胡同等数量众多的商业历史遗存，使得天津人似乎天生就会做生意，会摆弄点小手艺、小买卖。

进入清代，朝廷许多重要派出机构也设在天津，诸如水师营、钞关、长芦盐政等，于是天津冠盖云集，许多大官僚、大盐商在此营建邸宅园林。在这么一个地利人和的地方设置官玉作坊，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初次试手，乾隆感觉北方工匠技艺确实不如南方匠役，尤其是在手工艺活上，北方工匠的活计还是显得粗糙了些，不够细腻。乾隆开始犹豫了，要不要在天津设？要不要给金辉承做朝廷玉器这个机会？

能在织造、盐政、关务监督上任职的，都是皇上身边自己的人，都是皇上非常信得过的人。因为他们是在给朝廷挣钱，或者进一步说是给皇上挣钱，人也得皇上好使唤才行。

金辉是乾隆的贴身近臣，乾隆才给了他长芦盐政这个差事。天津离京城近，来往也方便，又便于操控，金辉如果干好了，没准将来天津就是北方一个大型的玉器集散地和加工制造中心。乾隆当时是这么盘算的。

金辉第一次向朝廷进呈制作的玉器，遭到皇上批评后，本想总结经验、广纳人才，好好再干一番。可事不凑巧，第二年天津闹水灾了，盐税收不上来，当地商人撺掇金辉向皇上说情，盐税分五年缓征。

乾隆对金辉产生了怀疑，心想，天津今年闹水灾，明年可就不一定了，怎么一下子就要缓征五年税银呢？“盐场今秋闹水，何得预将明岁丰收之盐课一概并请缓滞？看来金辉不免被商人怂恿，竟堕其术中而不觉。金辉着传旨申饬”。

第二年，还没等金辉重整天津官玉作坊，就被调离长芦盐政了。

乾隆最终还是保留了天津官属制玉作坊的名分，但没有派更多的活儿给这里，平均每年不过十件的制玉任务，让天津这座在历史上就有着浓厚商业氛围和手工艺制作业的北方商业城市，很难形成制玉产业和玉器商业买卖的气候。

乾隆四十一年（1776），天津曾有过一次难得的制作大型玉雕陈设“南山积翠”的机会，但还是与之擦肩而过、失之交臂了。

这一年的八月初六，乾隆刚刚过完万寿节，还有点意犹未尽，指示内务府挑选大块玉料，制作大型玉器陈设，准备让天津玉匠试试身手，看看北方玉匠的真功夫、真本事。乾隆想，这么多年了，天津制玉水平也该有提高了吧。

八月初七，原长芦盐政、现任副都统的金辉，“将三千余斤大玉一块着如意馆方琮、邹景德画得‘南山积翠’纸样四张，拟带至热河交太监如意呈览”。

玉画匠邹景德查看玉料后，觉得绺道、石纹太多，不适宜制作“南山积翠”。随后，将该玉料“按绺道扎开”，大块的准备做一件瓮，小块的做一件樽，随即画好纸样预备呈览。另外，又挑选了一块三千余斤的玉石，让方琮随玉石形状另画“南山积翠”山树陈设纸样一张，一并送皇上御览。

乾隆看过扎开的玉石和瓮、樽的画样后说：“云龙瓮、双环樽准照样交长芦盐政西宁成做。”而没再提这块新挑选的三千余斤大玉由谁承做。乾隆在犹豫，他有点放心不下，毕竟天津从未承做过如此大的玉件。

西宁也满足了，毕竟这两件瓮和樽，每件都在千斤上下，也算是大型玉雕件了，做好了，天津也会随苏州、扬州之后，成为京外第三大朝廷制玉基地了。

在随后近一年的玉料打磨时间里，西宁的心情并不平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沉重。这块玉石越往里面打磨，绺道越多，磨掉旧的，新的又出现了。而且玉石越磨越小，原纸样尺寸都快不够了。西宁不敢擅自做主，还是呈进京城，让皇上看后定夺吧。

乾隆四十二年（1777）七月二十八日，西宁将承做云龙瓮、双环樽的两块玉料、扎下的回残玉大小九块，以及做好的玉瓮、双环樽木样各一件，一并送进京城，造办处员外郎四德、五德，“持进，安在勤政殿后院内呈览”。

乾隆围着这两块玉料，转着圈子仔细地查看，思忖着这玉石为什么这么让人难以“琢磨”。外面看不出什么绺道，扎开后里面常与想象的大不相同。扔了吧，怪可惜，它们毕竟是难得的千斤上下的大玉料；留着吧，又不知道能做个什么物件。

乾隆转身问身边的邹景德，这两块玉料还能做玉瓮、玉樽吗？如果不能，是否可以承做宴会上用的盘碗呢？邹景德小心翼翼地说：“此玉石因有松绺、石性，不能成做玉瓮、玉樽，即使宴盘、宴碗，亦成做不得。”

考虑再三，乾隆终于下定了决心：“既难成做器皿，将玉料两块、回残玉九块，俱交广储司收贮。”

乾隆再一想，玉瓮、玉樽的木样制作也花费了不少工夫，也别浪费丢弃了，不如简单加工一下做个摆设。遂再下旨：“其玉瓮、玉樽木样，外面添金漆，里面添红漆，看地方摆放。”

这两天，乾隆吃不好睡不香，总在琢磨着这两块玉石。这两块重达千斤的玉石，实实在在地给乾隆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深刻印象。乾隆放心不下这两块玉料，将其存在广储司等于进入库房了，还是放在身边较为妥当。

七月三十日，乾隆再颁谕旨：“长芦盐政西宁送到的做不得玉瓮、玉双环樽玉料二块，并回残玉九块，不必交广储司收贮，着交圆明园档房收贮。”

吃不好睡不香的岂止乾隆一人，西宁更是一筹莫展、寝食难安。“南山积翠”没运气制作，千斤的玉瓮、玉樽又从手边溜掉了，皇上还会给天津制作大型玉件的机会吗？“南山积翠”还会让天津承做吗？

毕竟曾经担任过长芦盐政，副都统金辉与天津有着割舍不断的感情。而在承做宫廷玉器上有过缺憾，也使金辉总是惦记着再给天津承做大型宫廷玉器的机会。

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日，副都统金辉又挑得三千余斤大玉料一块，拟承做“南山积翠”，并禀报皇上说：“此玉块分量沉重，拟由长芦盐政承做‘南山积翠’。如送进宫内呈览，必须用地车拉运，恐伤损地平，请谕安在咸安宫前，于十二月初二呈览。”

乾隆没有多想，即在金辉的奏报上朱批：“准于初二日呈览。”

这一天，造办处将拟做“南山积翠”的大玉，安放在咸安宫门前。金辉早早地在乾清宫大门外迎候乾隆，扈从乾隆一同前往咸安宫验看。

乾隆看后没有当场表态，而是回到乾清宫后令太监鄂鲁里到造办处传旨：“着即交两淮盐政寅著照样成做。”

至此，“南山积翠”与天津彻底无缘了。

此后，天津虽然每年也给朝廷承做几件玉器，有时宴会上用的盘、碗、盅、碟之类做不过来，也传旨天津承做，但最终没能在天津这座北方商业中心的土地上形成气候，乾隆一朝玉器制作终究还是被南方主宰。

四、杭州

杭州位于钱塘江北岸，自古繁华。杭州之所以名扬天下，多是因为西湖的缘故，正如大诗人白居易在诗中所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不过，历史上，杭州不仅仅是以西湖美景为最胜，而“湖山最胜”处的孤山，则是精湛的“浙派”篆刻艺术、备受文化学者名流重视和赞誉的西泠印社的发源地。此地古木蓊郁、飞檐隐现，奇岩异石、曲径通幽，自古就是文人墨客谈诗论赋、宵眠小憩的理想场所。乾隆将承做朝廷御用玉器物选在此地，既继承了先人的文化余韵，又为后来西泠印社的创立和传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可谓“东汉文章留片石，西泠翰墨著千秋”。

杭州织造由户部十四司中的浙江清吏司代管，织造用铜印，上刻“管理杭州织造”，印长二寸九分、宽一寸九分。办公衙署设在杭州城。乾隆朝，杭州府辖属钱塘、仁和、海宁、富阳、余杭、临安、于潜、新城、昌化九个县。

康熙四年（1665）题准：“纺丝绫杭绸等项，派杭州织造承办。”

雍正朝规定：杭州织造每年织办上用绸缎等项，用工料银四万七百十九两三分；织办户部绸缎等项，用工料银五万六千三百三十五两六钱。

乾隆朝，杭州设织机六百张，机匠一千八百名，摇匠、纺匠、染匠、挑花匠及所管高手匠五百三十名。由此可以看出，丝、绫、绸、缎等织物，是清代杭州纺织业的特色产品。

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月，杭州织造开始承办宫廷宴会上用的玉餐具制作。这一年的十月初三，太监鄂鲁里传旨：“将西华门预备呈览之山料玉大小三十块，着舒文前往看视应做何物，拟画样式呈览。钦此。”

最终，这三十块玉料中的二块，分给了杭州，承做群膳碗四件、菜高头碗六件、酒膳盘七件、看盒盅八件。

乾隆四十四年（1779）以后的十余年时间里，杭州为朝廷承做玉器不过二百余件，平均每年约十件，也多为宫廷宴会上用的盘、碗、盅、碟、瓶一类器物。

但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杭州为乾隆的《御笔乐善堂集》玉册页刻字，确实是杭州在为朝廷制玉过程中引以为荣的一件事。

这一年的三月二十五日，造办处首领张进喜呈送乾隆青白玉册页四片，上面书写《御笔乐善堂集》红字本文，听候乾隆谕旨。乾隆看后谕令造办处：“着交杭州织造盛住，照本文刻字。”

乾隆八年（1743），《御笔乐善堂集》告成，这是一部乾隆御制诗文全集，被乾隆誉为是“诗迈唐家一代，言垂寿世，集冠大成”之作。乾隆将其赏赐给内廷众臣，“令内廷诸臣悉心校阅”。

有的大臣为拍皇上的马屁，讨皇上欢喜，将此诗集与经史子集并列。乾隆知道后颇有自知之明地说：“朕所制《乐善堂全集》，乃就朕所知所见，著为文辞，其能阐发圣贤之意蕴与否，究未能自信。年来颁赐廷臣，亦不过令其阅看，岂可与经史并列！”

接旨承办制作《御笔乐善堂集》玉册页任务的盛住，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还只是一个一等内阁侍读，十年后调补浙杭嘉湖道员兼管杭州织造。在完成《御笔乐善堂集》玉册刻字任务后不久，就因“海塘工程疑有冒销侵蚀情弊”，被乾隆下旨“解任候旨，所有杭州织造事务着和琳署理”。

虽然仅仅是为《御笔乐善堂集》玉册页刻字，但也使杭州在乾隆朝玉器制作史上，为后人留下了一段可以时常回味称道的佳话。

五、九江

九江地处赣、鄂、湘、皖四省交界处，是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以来，九江就是舟车辐辏、商贾云集的通都大邑，同时也是襟江带湖、背倚庐山的军事重镇。

康熙、雍正朝时，九江关监督衙署数次在九江与湖口两地移驻，最终设在江西九江。

雍正朝，九江关归贵州清吏司代管。

九江关监督一职，与京外其他负责承做玉器的织造、监督一样，向来俱派内务府司员管理，系钦差，礼制与道员相等，为地方正四品官员。

九江承办宫廷玉器制作，始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在至乾隆末年的这十余年时间里，承做朝廷玉器一百多件，平均每年十件，而且多为宫廷宴会上用的盘、碗、盅、碟、瓶等器皿，没有什么特色产品。

但是，九江关监督兼管景德镇窑务并司职宫廷瓷器烧造，是这一时期的一大特色，与京外八处承做玉器既有异曲同工之处，也有不尽相同之别，这里带上一笔，对京外“八处”承做宫廷玉器的规则、程序、方法、派活、制作、运送、残器处理等，也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雍正朝时，九江关上缴朝廷的税银是十五万三千八百八十五两七钱三分，乾隆朝时，增至三十五万四千二百三十四两。

乾隆五年（1740）奏准，每年动用九江关税银一万两白银，为宫廷烧造瓷器。但每年实际支出的，确仅为七八千两，其节余的两千余两白银，均解交造办处充公。由此可见，景德镇烧造宫廷瓷器官银用度有限，不存在宫廷烧造御用瓷器“不惜工本”之说。

其他各织造、监督在使用朝廷正帑，即用征收税银承做玉器上，也是向来注意节俭，无故不敢超支承做。

不过，玉器制造与瓷器烧造不同，玉石是财富的象征，乾隆朝民间倒卖交易火热，官员有时为讨皇上喜欢，借用商人的财力为朝廷承做玉器，这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但这在景德镇的宫廷瓷器烧造上，是从未发生过和绝无可能的。

为了节省朝廷开支，景德镇办理窑务的多余官员，也会被及时裁撤。

乾隆初年，九江关监督兼任督窑官，也是宫廷瓷器制作的巡检员，每年春秋两季到景德镇监督宫廷瓷器烧造，其余时间则在九江负责关税征收。后来，为充实御窑管理层的力量，又增设了协造二人，帮办窑务。但没过多久，乾隆又觉得这两个人的设置有点多余，遂下令将其裁撤。

乾隆在令文中说：“九江关向有协造二员，帮办窑务，似属冗设。该处既有同知分驻，又有巡检一员，足资弹压。所有协造二员，准其裁撤。”

与承造宫廷玉器不能件件符合标准和要求一样，景德镇送往朝廷的官窑瓷器，也并不是件件精美绝伦，且都让皇上满意。景德镇督窑官因瓷器烧造质量问题，也常被乾隆指责和训饬。

乾隆三年（1738）十月，乾隆在看了秋运送到的瓷器后，觉得质量不好，大为不满，遂令造办处传旨：“釉里红龙梅瓶，红龙颜色不好，往好里烧造。再，今秋烧的瓷器少，釉水亦不好，交海望寄信去申饬。钦此。”

此时，乾隆尚未满三十岁，但对器物工艺和技艺的高下，已有了自己的欣赏标准和认识。

乾隆六年（1741）四月十二日，乾隆再次对唐英烧造的瓷器表示不满，斥责道：“唐英烧造上色之瓷器甚糙，釉水不好，瓷器内亦有破的，着怡亲王寄字与唐英申饬。”

唐英觉得此事有点冤枉，瓷器出现质量问题，是事出有因。唐英的解释是：“奴才距离窑厂三百余里，不能逐件指点，以致所得瓷器不无粗糙。至运解到京，一路换船前进，几经扛抬搬运，未免动摇磕触，以致有破损之件。”

臣下敢对皇上如此顶嘴，在清代并不多见。唐英有才艺、有技艺、有能力，绝非等闲之辈，在乾隆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

但是，乾隆对唐英的解释不能满意，乾隆回复说：“不但去年，数年以来所烧者，远逊雍正年间所烧者。”

由此可以看出，乾隆年间，景德镇烧造送往京城的御用瓷器，并不是件件都那么精美，也有“粗糙”、“俗气”、“釉水不好”、“缺釉”之作。

唐英是个文人，喜欢诗文书画，擅长绘画、书法、篆刻，并不谙熟也不喜欢官场上的人情世故、明争暗斗。从任九江关监督伊始，就多次向乾隆请求，届满辞去九江关监督之职，专司景德镇烧造瓷器，从事他喜欢的文化艺术。

乾隆五年（1740）二月，唐英在九江关任上一年期满，奏请乾隆：“查关差旧例，预替更换。”

乾隆讨厌那种不服从管理和调动，且干工作总爱提条件的人，即使唐英也是如此。乾隆为此当然不会买账，他令内务府传旨：“九江关税务着唐英再管一年。钦此。”

此后，唐英每年要么以“为差期将届，预行请旨更换”，要么以“从前夫差岁一更换，防家人长随与书役渐熟，易于作奸滋弊”等为由请旨调动，都被乾隆一一拒绝，继续在九江关税务差上行走。

乾隆十五年（1750）六月三十日，唐英因年迈行将离任回京。乾隆对唐英不安心税务工作早有看法，以往唐英送来的烧造瓷器，并不都符合标准和要求，有的甚至粗俗糙劣不堪，但乾隆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这次唐英即将告退，乾隆心想不能这样就算了，怎么也得跟他说道说道。

七月十二日，乾隆令太监胡世杰传旨：“唐英上年所进瓷器内，选出缺釉、毛边、足破者甚多，明系尔离任，将脚货选入上色，希图蒙混。将选出釉水不全等瓷器数目，不准报销，着伊赔补。钦此。”最后，乾隆还是将唐英留在了九江关任上，继续效力赎罪。

乾隆二十一年（1756）七月二十七日，唐英以“奴才犬马年齿七十有五，气血日衰，饮食日减，身体软弱，步履需人”为由，“恭请皇上另简贤员到关接办。即使回京，恭赴内廷，另效犬马之劳”。

这次乾隆答应了唐英的请求。但唐英回京仅数月，就病死家中，享年七十五岁。

由于玉石的珍贵程度，朝廷玉作坊和京外“八处”承做的玉器即使有质量问题，一般也是改做或留着做材料入库，下次再用，绝不会就地处理给民间百姓。乾隆后期有大量宫廷玉器交崇文门变价处理，那也不是由于玉器制作质量有问题，而是宫廷存贮玉器数量过大，挑选部分作价处理，以补贴内廷费用开支。

但是，宫廷瓷器则不同，在景德镇烧造的御用瓷器中，每年都产生很多次品，当时称作“脚货”。

雍正朝时，这种“脚货”就很多，当时的处理方法是：“尚无解交之例，随散贮厂署，听人匠使用。”

唐英曾说，他于雍正六年（1728）奉旨到江西景德镇监造瓷器，十月到窑厂后，即发现有“次色脚货，系落选之件”。他还说，瓷器出自窑火中，不能保证其件件全美，每年每窑均有落选之件，其中次色脚货及破损的数量，“几与全美之件数相等”。

当时，这些御用瓷器的次色“脚货”，规定在京变价，或“留备赏用”。

乾隆七年（1742）十二月十二日，乾隆发布谕旨：“嗣后，脚货不必来京，即在本处变价。”

别看唐英办理关务心不在焉，但在烧造和处理御用瓷器上，可说是君臣有别，循规蹈矩，敬谨办理。当他听说质量不好的御用瓷器要就地变卖，担心当地民窑户利用这些就地处理的宫廷瓷器，从事仿造，高价谋利，便急忙上书乾隆皇帝。

唐英在奏文中说：“今若将每年之次色脚货于本地变价，则有力之窑户，皆得借端影造，无从查禁。”其中，黄色和五爪龙图案的瓷器，“尤为无可假借之器”。“官窑者，足底有年号款，民窑则例禁书款，久经奉行查禁”。他请求乾隆皇上收回圣谕，将次色“脚货”仍解京处理。

乾隆似乎并不在意御用瓷器次品流入民间，倒是觉得那么多次品瓷器运回京内，费工、费力又费银两，实属劳民伤财之举。乾隆认为，五爪龙的器物，当时民间已经存在和使用，但黄颜色器物属皇室专用，确实不宜流入民间。

乾隆在唐英的来文上朱批：“黄器如所请行。五爪龙者，外边常有，仍照原议行。”

从乾隆八年（1743）开始，官窑次色“脚货”瓷器除了黄器外，其余都在景德镇就地变卖，包括五爪龙图案和带年号款的“准官窑”瓷器。从此，这些宫廷御用瓷器流入民间，它们的数量到底有多少，没有确切记载，但每年应以万计。

有时烧造的“脚货”过多，乾隆也会下令留下一些送进宫内，以备赏用。

乾隆九年（1744）正月初七，太监张玉传乾隆的谕旨：“这一次脚货瓷器内，将酒圆俱各送来，以备赏用，其余脚货仍在本处变价。钦此。”

这次，九江关监督兼任景德镇督窑官唐英，一次就为宫廷呈送了各式酒圆脚货二千二百一十件。

乾隆是个非常注重节俭的皇帝，为宫廷烧造的瓷器能用的就用，即使有的没有达到烧造标准和要求，也要变价处理，收回资金再投入。

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瓷器次品，并不是全部就地砸碎掩埋，可能有极少数过于劣质、残破、变形的次品，被这样处理了，但绝大部分次品瓷器，或送进宫内以备赏用，或在景德镇就地变价，卖给当地的百姓和过往商客，总之，大部分都流入了民间。

宫廷御用瓷器烧造，乾隆朝景德镇每年烧造的成器有万余件，次品“脚货”也有一万多件。如，景德镇督窑官唐英，于乾隆十三年（1748）共烧造：圆琢瓷器二万一千四百四十五件，其中呈进上色圆琢瓷器七千四百七十九件，次色娇黄圆瓷器二千二百二十三件，次色祭瓷器一百六十四件，次色变价圆琢瓷器八千零一十一件，破损圆琢瓷器三千五百六十八件。

虽然瓷器是易碎品，但传世品数量也相当可观，应远高于御用玉器。

据乾隆十二年（1747）十二月二十一日《宫中档》记载，当时瓷器库存贮的瓷器有：康熙年款各色大小琢器六千五百零九件，各色大小圆器二十五万七千一百九十八件，珐琅各色大小琢器十九件，珐琅各色大小圆器三百八十六件，以及破边足器万余件；雍正年款各色大小琢器九千二百一十八件，各色大小圆器十五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件；乾隆年款各色大小琢器八千五百九十件，各色大小圆器五万七千零一十一件。

但是，乾隆十一年（1746）的宫廷玉器存量，总共也不过几千余件，且也有不少明代的遗存。可见，清代宫廷流传下来的御用玉器，能够完好无损地保留至今，应该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且更显得弥足珍贵。

乾隆朝为宫廷承做的玉器大多数无年号款，但有年号款的玉器数量也相当可观。而御用瓷器则是大多数有年号款，而没有年款的是少数，但不是所有御用瓷器都有年号款。

烧造的御用瓷器是否要有年号款，不是由景德镇督窑官决定的，而是由皇帝钦定，所烧造的瓷器要先做木样呈览，皇帝同意后才能烧造。

乾隆十一年（1746）二月二十二日，太监高玉呈送乾隆一件瓷器，该瓷器为白地红花甘露瓶，配紫檀木座。乾隆见了很是喜爱，遂令造办处传旨：“照此瓶款式画样做一木样，着色呈览，准时交与江西先烧造几件送来，随后再烧造几件，俱不要款，得时照此座样一样配座。钦此。”

乾隆对甘露瓶的样式和花色甚是喜欢，但景德镇御窑厂并不知道乾隆的喜好，此后六七年间很少再烧造。

乾隆十七年（1752）二月十七日，乾隆令造办处传旨：“从前传过无款甘露瓶并壮罐多烧造些，不必随大运送来，如何二样烧造的甚少。着交江西急速烧造无款甘露瓶五十件、壮罐五十件。”

景德镇烧制御用白胎珐琅瓷器，应始于雍正末年。乾隆元年（1736）五月初二，乾隆曾下旨：“着海望寄信与员外郎唐英，另将烧造珐琅之白瓷烧造些送来。”

乾隆朝烧制的珐琅瓷器，先由景德镇烧白胎，再由粤海关用从广州十三行进口的珐琅颜料绘画上色。乾隆朝珐琅瓷器，虽比不上雍正朝的烧造水平，但也可说是乾隆朝瓷器中的佼佼者。但当时为宫廷御用烧造的珐琅瓷器，并不是都有年号款。

乾隆十四年（1749）十二月二十六日，太监胡世杰传乾隆的谕旨：“粤海关所进珐琅瓶罐，俱各无款，嗣后再做瓶罐送来必要刻款。钦此。”

由此可以看出，乾隆早期，即乾隆元年（1736）至乾隆十四年（1749）间，景德镇烧造的御用珐琅瓷器多没有年号款。

六、江宁

江宁织造衙署设在今天的南京。南京是中国四大古都（北京、西安、洛阳、南京）之一，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太平天国，屡次在此建立都城；莫愁湖、夫子庙、牛首山、栖霞山、灵谷寺、燕子矶、明皇宫、太平天国王府，都有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和美丽的传说。

孕育了“六朝金粉”的“十里秦淮”，是南京城最繁华的地带。特别是到了明代，科举贡院沿河而建，考生云集。明末清初，深知亡国之恨的风尘女子、人称南京四大名妓的顾横波、董小宛、李香君、柳如是，皆出于此，当时都城的烟笼寒水、九曲风光、人来熙往、夜宴欢歌的美丽繁荣景象，可见一斑。

康熙朝规定，江宁织造由户部十四司中的江南清吏司代管。织造用铜印，印长二寸九分、宽一寸九分。

康熙三年（1664），康熙皇帝发布谕旨：“凡制帛，例归江宁织造。”帛主要用于祭祀，不同的祭祀场合有不同的纹饰，并有专门的称谓。如，皇上告祀天地，称“告祀制帛”；太庙祖考称“奉先制帛”等。

顺治八年（1651），定江宁织造局设神帛机三十张，岁织帛四百端。

乾隆朝奏准：江宁设织机六百张，机匠一千七百八十名，摇匠、纺匠、染匠所管高手匠七百七十七名。由此可以看出，帛是江宁清代纺织业的特色。

此外，江宁织造还负责织造纻丝、绫，用于诰命、敕命的制作。

清朝有定制：凡诰命（五品以上官员）用五色纻丝；敕命（六品以下官员）用纯白绫。并对诰命、敕命的轴头、面料的使用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一品玉轴、鹤锦面；二品犀轴、赤尾红锦面；三四品贴金轴、牡丹锦面；五品角轴、牡丹锦面；六品以下，俱角轴、小团花锦面。康熙元年（1662），定江宁织造局设官诰机三十五张。

一品官员诰命用的玉轴头，质地并不算好，多为四等山料青白玉。也有少数的诰命用子儿玉，以青玉、青白玉为主，但颜色较杂、绺道较多、石性也较强，多为承做玉器剩下的边角料，或玉器物掏膛时取下的钻心。几乎见不到润泽且没有绺道的子儿玉料用来做轴头，因为那样的上等玉料，多是用来做扳指，或小挂件的。

诰命是皇上颁发给受封赠者的，一般没有特殊原因，朝廷不会收回，所以大多散落在民间，人们在收藏欣赏它们时，也应该记住江宁这个地方，是江宁这个地方为清代宫廷制作了大量的玉轴头。

从乾隆四十三年（1778）开始，江宁织造奉旨为朝廷承做玉器。初期制作过小摆件，以后基本上是承做宴会上用的盘、碗、盅、碟、瓶等餐具。每年制作的数量也十分有限，总计四五百件。在这十几年中，有穆腾额、福海、成善、征瑞、刘朴、佛保等六任织造，他们为江宁承做宫廷玉器做出了贡献。

七、淮安

淮安古时有淮阴、楚州、清江浦、清河、古楚等多个称谓，位于江淮平原东部，历史悠久、人杰地灵。

明清时期，朝廷在淮安设立南河、漕运两位总督，城市繁荣，与苏州、扬州、杭州并称为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四大都市”。

淮安关监督衙署设在江苏淮安，主要职责任务是负责督察和征收关税。

乾隆初年，宫廷宴会上用的盘、碗、盅、碟、瓶等餐具，多为瓷器，偶有珐琅器。当时玉质的盘、碗、杯、盘不是实用器，而是作为文玩用来赏玩和陈设，有的还要刻款入古董房收藏。

乾隆元年（1736）四月初一，乾隆令造办处传旨，将明代宫廷留存下来的白玉双喜杯、单把杯、登云杯、菱荷双耳杯、双喜八方杯、双喜六方单耳杯、双喜有耳杯等用品上刻“乾隆年制”款，并配楠木匣收藏。

乾隆四十四年（1779）以后，新疆叶尔羌、和阗玉石大量运进京城，由此朝廷开始大量承做宴会上的玉质餐具。宫内造办处、苏州、两淮、长芦、江宁等处制玉任务吃紧，做不过来，随后陆续又开辟了淮安、杭州、九江关、凤阳关等四处承办宫廷玉器制作。

乾隆四十四年（1779）三月初三，太监鄂鲁里传乾隆的口谕：“着查两淮等处并造办处，现做玉盘、碗、盅、碟共有多少件，查明回奏。钦此。”

造办处随后查明，淮关监督寅著承做玉宴碗二十二件、宴盘五件、宴盅八件、小碟四件。

从乾隆四十四年（1779）起至—乾隆六十年（1795）的十余年间里，江苏淮安为朝廷承做玉器不过三百件，器物主要以宫廷宴会上用盘、碗、盅、碟为主。在这十余年间，任上监督有基厚、福海、成善、征瑞、刘朴、佛保等，共计六人。

八、凤阳

康熙朝，为征收税银，在安徽设凤阳关，衙署先后驻正阳关、临淮县。

乾隆三十二年（1767），凤阳关坐落在寿州正阳镇，也称“正阳关”。

正阳镇地处淮河、颍河、淠河三水交汇处，是千年古城、民间艺术之乡，自古就是商贸重镇，市场繁荣。

明成化元年（1465），正阳设立收钞大关，直属户部管理，因此得名——正阳关。

康熙朝题准：凤阳关由贵州清吏司代管，每年征收税银七万九千八百三十九两，照例差六部满官一员收税。

乾隆时，朝廷提高凤阳关征收税银至二十八万七千九百二十两。

乾隆四十四年（1779），凤阳关监督开始承办朝廷玉器制作，这也是因当时宫廷宴会上开始大量使用玉质餐具，为缓解玉餐具制作的压力，在京外新设凤阳关为制玉场所。

当时凤阳关监督承办的第一笔玉活计是：菜高头碗四件、群膳碗五件、酒膳盘二件、宴盅十件、果盅四件，用叶尔羌山料玉二块。此后十余年里，凤阳关承办朝廷玉器不过百十来件，基本上都是宴会上用的餐具，在乾隆朝宫廷玉器制作上没有什么华彩篇章，实属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