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是云南历史悠久的传统名茶,从古老先民发现茶、利用茶,到三国时期受蜀汉文化的影响而驯化、种植茶树;从唐代樊绰《蛮书》中“散收,无采造法”的早期产品,到明代的“蒸而团之”的“普茶”,再到清代、民国时期各种规格的团茶饼茶、沱茶、砖茶、茶膏、紧茶等,最终到现代采用传统或人工发酵的方法实现了规模化生产。
(一)茶出银生城界诸山
人们对茶叶的认识、利用、驯化和人工种植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云南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孕育了丰富的物种资源,云南作为世界茶树的原产地,茶树诞生其中并不断发展、演化。
2000多年前,当地的濮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渐认识、利用茶树,以茶为药、以茶为食。三国时期,诸葛亮平定南中等地,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云南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先民们在原有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驯化、种植茶树并进一步利用茶叶。此时是巴蜀文化对云南发展影响较大的时期,推动了云南茶叶早期的发展。
唐宋期间,云南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此时巴蜀和江南茶叶均已实现了突破性的发展,由最初的生晒羹饮演变至蒸青饼茶,但由于普洱茶与主流茶的交流欠缺,导致其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公元738年,蒙舍人(今彝族的先民)在大理一带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南诏王国并不断发展壮大,辖境超过今云南全境。
公元751年,南诏军队在与唐军的战争中大获全胜。因此陆羽在《茶经》中并未加入云南茶区。但在《茶经》成书106年之后,唐使樊绰于咸通五年(公元864年)在《蛮书》一书中记述“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这是汉文史籍中最早对云南茶叶的明确记述。
其“银生城界诸山”,就是银生节度使管辖的茶山,包括今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等地的古茶山。银生城即今普洱市景东县,是南诏时期茶叶集散地。此时,已经有了云南茶叶的大体产地,但无“普洱”和“普洱茶”的说法。
宋朝时期,云南地区建立的大理国,独立于中原王朝,严重阻碍了宋代龙团凤饼、斗茶之风等的传入与发展。
唐宋是我国茶叶事业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实现了突破性发展,而此时的普洱茶区归银生城统一管理,普洱茶在“隔离于世”的背景下缓慢地传播与发展,整体效果不佳。
南宋时期李石撰写的《续博物志》也只写了“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 进一步肯定了云南茶叶的产地和饮用方法,但也无“普洱茶”一说。
元朝将大理国灭亡之后,建立了云南行省,再次将云南一带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范围。云南茶叶也得到蒙古人的普遍青睐,并随蒙古人的征战开始传播,茶叶交易日趋频繁。
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李京撰写的《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一篇记有“交易五日一集,旦则妇人为市,日中男子为市,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此时,仍无“普洱”和“普洱茶”的名称。
(二)“普洱”地名及“普洱茶”名称的出现
在今普洱市宁洱县一带,商、周时期属产里地;
秦朝属西南夷地,西汉为哀牢地,东汉、三国时期属益州永昌郡,隋代时为“濮部”。
唐代南诏时期称“步日睑”(“步日”是低语“濮人兄弟”之意,指布朗人),属银生节度。
大理国时期改称“步日部”,属威楚府;元置普日(读音同“耳”)思摩甸长官司,属元江路。
明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普日”改写成“普耳”,属车里宣慰使司(今西双版纳州)管辖,万历年间又改写成“普洱”。
清雍正七(公元1729年)设普洱府,雍正十三年(1735年),置宁洱县,为普洱府驻地。
1913年,宁洱县更名为普洱县,次年复名为宁洱县。
1951年,宁洱县更名为普洱县,县人民政府驻宁洱镇。
2007年,普洱县更名为宁洱县,原地级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辖思茅区、宁洱县、墨江县、景东县、澜沧具等10县(区)。
明朝初期,“普耳(洱)”地名开始出现,并因茶叶交易的发展,逐渐出现了“普(洱)茶”名称。
当时,由于茶马互市与郑和下西洋,使茶叶、丝绸、陶瓷的贸易大为繁荣,茶叶市场需求旺盛。车里宣慰使司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古茶山资源和较为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曾有组织地发展过大规模茶叶种植,为清朝时期“普洱茶”大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车里宣慰使司除大规模发展种植茶叶外,还在其管理的北部边境交通要道“普洱”设立了相当于现在的边境贸易口岸,车里所产茶叶和其他物产在此集散贸易,车里宣慰使司还派了一名官员到普洱进行管理。
明万历时期《云南通志》中有“车里之普洱,此处产茶,有车里一头目居之”的记载。“普洱”地名首次出现在史志书上,并肯定了其处产茶。但此时,还是没有“普洱茶”之说。由于在普洱集散的茶叶“较他茶为盛”,茶市日趋繁荣。
对于车里宜慰使司境内的少数民族来说,一方面其境内山山都有茶叶,一方面没有文字或多数不懂文字,更不会记录茶叶产自易武、倚邦或者是什么茶山,而普洱作为车里的“边境贸易口岸”有大量商人来此进行茶叶交易,于是逐渐有了“普洱茶”的名称,在汉文史籍中也才逐渐有了普洱茶”的记载。
在明万历年间谢肇制的《滇略》一书中,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的记述,“普茶”首次在史书中出现。这书中所说的“普茶”就是“普洱茶”。
明末清初,方以智《物理小识》(1643年编定)中有“普洱茶蒸之成团,西蕃市之,最能化物”的记述,在清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章履成的《元江府志》中也有“普洱茶,出普洱山”的记述。
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普府成立后,对普洱茶的记述就多了。
其中有用“普洱茶”的,也有用“普茶”的,如张泓的《滇南新语》(公元1755年前后)中同时有“普洱”和“普茶”的记述,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公元1765年)中有“普洱茶”的记述,《滇海虞衡志》(公元1799年)中有“普茶”和“普洱所属六茶山”的记述,而阮福《普洱茶记》(公元1825年前后),则是直接以“普洱茶”为题了。
(三)“普洱茶”的创新发展
抗日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云南茶叶市场空前萧条。老牌茶区易武等地“因技术不求改善,制法守旧”,加上瘟疫流行,茶农大量外逃,“以至产量锐减销场日滞”。
总的来说,在民国时期,普洱茶的发展潦倒不堪,令人唏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云南普洱茶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中。
当时的交通条件得到改善,经缅甸、老挝、越南、印度等国家的新茶路得到开发,以及包装和仓储条件的改善,普洱茶运往西藏的时间大大缩短,由过去100天缩短为40天,普洱茶的自然后发酵过程较难于此期间自然完成。
因此,各厂开始研究人工陈化工艺,包括20世纪50年代下关茶厂的人工冷发酵、蒸汽热发酵的工艺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初,对外贸易不断扩大,普洱茶生产供不应求。
根据消费者对普洱茶的要求,云南省茶叶公司在昆明茶厂研制人工后发酵普洱茶,在勐海茶厂等国营生产厂家推行现代普洱茶生产新工艺、新技术,使普洱茶加工进入了注重科技、重视品质和效益的新时期,并使普洱茶传统工艺在这一阶段得到了恢复。